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②
2026-10-29 来源:延吉新闻网
一种文明的品格,从来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在数千年风雨中以开放的胸襟拥抱世界、以包容的气度涵容万方,与中华先民认识宇宙、安顿人生、经纶天下的独特智慧息息相关。探其源头、溯其流变,方能真正理解包容性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和实生物”的观念。图为宋刻本《国语》,其中载有“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中国传统哲学从宇宙论层面提出“和实生物”的观念,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重要思想文化根基。中国传统哲学将世界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追求万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境界,而非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抽象同一。《国语》记载史伯之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意谓不同的事物相互之间调和平衡,方能丰长繁盛;若以相同的事物简单相加,则难以为继。《周易》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中庸》亦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皆认为天地之道从不以消灭差异为能事,而是让万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庄子》的“齐物论”,并不是要消泯万物之异,而是要在差异中看到平等,在多样中实现和谐。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尚书》中的“惟齐非齐”,《荀子》曾引此语,阐明以合理的差别达到有序的和谐的道理:要达到真正的“齐”,恰恰要以“非齐”为前提;一味抹平差别去追求表面之“齐”,反而可能导致最大的“不齐”。基于此,包容异质、涵育多元,是对天地规律的自觉体认。
由宇宙生成之理落实于人伦日用,塑造了“和而不同”的兼容相处之道。《论语》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认为君子行事讲究和谐,但不盲目附从;小人盲目附从,却不能和谐。在这里,“和”以独立见解为前提,“同”以丧失原则为代价。真正的“和”,需要深厚德性的支撑。《周易》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谓君子应当取法于地,以大地的敦厚之德包容万物。张岱年释“厚德载物”为“以和为贵、宽容博厚的精神”,并明确指出“‘厚德载物’即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厚德载物有兼容并包之意”。这种包容并非无原则的迁就,而有其平实可行的实践路径,即忠恕之道。《论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述,都强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基于此类价值理念,差异就不会构成隔阂,多样也就不会妨碍共存,久而沉淀为中华民族关于群己协调共生的相处智慧。
包容不仅是一种宇宙观、价值观,更是在数千年政教实践中磨砺而成的治理智慧。广土众民、多族共处的超大规模国家,何以维系长久一统而不致瓦解?中华文明给出的答案是以包容求有机凝聚,而非以同一求机械拼合。《礼记》提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道出了历代“因俗而治”的内在机理。唐有羁縻、册封之制,元明清有土司、盟旗之设,皆以“因俗”之方式最终达成“一统”之实效。制度层面的包容主要解决“共处”的问题,更深层次的“认同”塑造则有赖教化之功。在这方面,汉字作为音形义的统一体,能够超越方言乡音,使操不同语言、属不同族群者共享同一套文化符号;经典所承载的仁义礼智信、修齐治平之道,贯通个人伦理与家国秩序,构成全社会共遵的价值准则;科举取士让寒门、边疆之士可凭自身才学跻身通显,认同之门遂向一切向化者敞开。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这种既包容多样性、又激发凝聚力的政教传统,使中华文明的大一统有别于依靠同质化整合的帝国治理模式,成就了多元一体的独特文明形态。
来源:求是
初审:王栋
复审: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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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和实生物”的观念。图为宋刻本《国语》,其中载有“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中国传统哲学从宇宙论层面提出“和实生物”的观念,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重要思想文化根基。中国传统哲学将世界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追求万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境界,而非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抽象同一。《国语》记载史伯之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意谓不同的事物相互之间调和平衡,方能丰长繁盛;若以相同的事物简单相加,则难以为继。《周易》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中庸》亦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皆认为天地之道从不以消灭差异为能事,而是让万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庄子》的“齐物论”,并不是要消泯万物之异,而是要在差异中看到平等,在多样中实现和谐。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尚书》中的“惟齐非齐”,《荀子》曾引此语,阐明以合理的差别达到有序的和谐的道理:要达到真正的“齐”,恰恰要以“非齐”为前提;一味抹平差别去追求表面之“齐”,反而可能导致最大的“不齐”。基于此,包容异质、涵育多元,是对天地规律的自觉体认。
由宇宙生成之理落实于人伦日用,塑造了“和而不同”的兼容相处之道。《论语》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认为君子行事讲究和谐,但不盲目附从;小人盲目附从,却不能和谐。在这里,“和”以独立见解为前提,“同”以丧失原则为代价。真正的“和”,需要深厚德性的支撑。《周易》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谓君子应当取法于地,以大地的敦厚之德包容万物。张岱年释“厚德载物”为“以和为贵、宽容博厚的精神”,并明确指出“‘厚德载物’即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厚德载物有兼容并包之意”。这种包容并非无原则的迁就,而有其平实可行的实践路径,即忠恕之道。《论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述,都强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基于此类价值理念,差异就不会构成隔阂,多样也就不会妨碍共存,久而沉淀为中华民族关于群己协调共生的相处智慧。
包容不仅是一种宇宙观、价值观,更是在数千年政教实践中磨砺而成的治理智慧。广土众民、多族共处的超大规模国家,何以维系长久一统而不致瓦解?中华文明给出的答案是以包容求有机凝聚,而非以同一求机械拼合。《礼记》提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道出了历代“因俗而治”的内在机理。唐有羁縻、册封之制,元明清有土司、盟旗之设,皆以“因俗”之方式最终达成“一统”之实效。制度层面的包容主要解决“共处”的问题,更深层次的“认同”塑造则有赖教化之功。在这方面,汉字作为音形义的统一体,能够超越方言乡音,使操不同语言、属不同族群者共享同一套文化符号;经典所承载的仁义礼智信、修齐治平之道,贯通个人伦理与家国秩序,构成全社会共遵的价值准则;科举取士让寒门、边疆之士可凭自身才学跻身通显,认同之门遂向一切向化者敞开。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这种既包容多样性、又激发凝聚力的政教传统,使中华文明的大一统有别于依靠同质化整合的帝国治理模式,成就了多元一体的独特文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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