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 在严酷环境下坚持斗争(二)
2026-07-03 标签: 来源:延吉新闻网
大沙河连环战斗 第三方面军成立后,在魏拯民、陈翰章率领下,在安图、敦化地区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军威大振,声名远扬。1939 年 8 月下旬,魏拯民和陈翰章决定率领第三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九团和第五军陶净非部共 500余人,以安图县大沙河镇为中心,发动“攻城打援”的连环战斗。8 月24 日凌晨,陈翰章率部攻入大沙河镇,经过几个小时巷战,毙伤日伪军警 30 余人,缴获机枪 1挺、步枪 20余支,占领大沙河镇。侯国忠率部在杨木条子阻击从安图县城前来增援的百余名日伪军,保证了大沙河战斗的顺利进行,但侯国忠不幸牺牲。25 日,魏拯民率部袭击大沙河东北的大酱缸“集团部落”,并阻击从明月沟来援的敌人。 27 日,魏拯民率部又在大酱缸伏击前往大沙河救援的敌人,全歼宫本“讨伐”队近百名敌人,缴获机枪 2 挺,步枪 70 余支,烧毁汽车 7辆,大沙河连环战斗取得重大胜利。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二军在极端困难中坚持 1936年3 月,日本关东军炮制《满洲国治安肃正三年计划》,企图用 3 年时间“彻底肃清”在东北的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
日伪当局在延边及吉林省境内实行的“治标”,主要是东南防卫地区的日军和第二军管区的伪军对伪吉林省东部、伪间岛省西部进行军事“讨伐”,并与中防卫地区、东防卫地区的日伪军协力,将伪滨江、伪吉林两省边界地区作为“特别治标工作”地区加以“讨伐”和防范,同时对伪奉天省东部和伪安东省北部地区进行军事“讨伐”。
由于日本侵略者疯狂“讨伐”,强制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制造无人区,抗日联军不仅经常受到饥饿、严寒及弹药奇缺之困,还经常遭受敌人的追击、围攻。为了解决所需粮食、弹药,抗日部队常常要经过激烈的战斗,甚至用战士的鲜血和生命去换取给养。尤其在冬季,在渺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中,天寒地冻,部队经常与超过自己十几倍、几十倍的敌人苦战。
1936年,第二军党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鉴于延边游击区已全部解散,只有个别的地下工作者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决定从人口较多的浅山区转移到人口稀少的深山区,建立长白山密营根据地和后方军事基地,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在日本侵略者频繁的“讨伐”下,东北抗联第二军以长白山密营根据地为依托,在保存实力的同时,积极寻找战机,主动打击敌人。同时,多次派出党员干部,到人民群众中宣传抗日,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不断为抗日队伍提供粮食补给和经济来源。7 月20 日,东北抗联第二军一部在安图县小营子岭与 150名日军交战,毙伤敌军 104 人,缴获迫击炮 1 门、汽车 5 辆车。 8 月 9 日,东北抗联第二军在抚松县东岗碱场兵工厂密营休整,突然遭到安图县李道善伪治安队偷袭,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在激战中不幸牺牲 。 同月,魏拯民指挥抗联一部,在安图县佛山河与日军 300 人交战,全歼敌人 。9 月,第二军第四师 200 人在安图县四道白河与伪军 200 人交战,毙伤敌军 20 余人,缴获枪 9 支。
10 月 10 日,第一路军副总司令、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指挥第二军第四师在安图县南部东清沟与伪军第七旅第十团交战,击毙日军上校石川隆吉和中校河村等数十人。之后又与围追堵截的敌人作战 10余小时,毙伤敌 150余人。同月,第四师第一团团长崔贤率部行至安图途中,在大酱缸与日伪军、伪警察部队 400余人发生遭遇战,击毙日军校官 1人,毙伤伪军数十人,缴获重机枪 2 挺和一批弹药。11 月,第二军第四师与第六师一部在小汤河遭到敌军 600人袭击。王德泰指挥作战,毙敌 60余人、伤敌 10余人,王德泰壮烈殉国,年仅 29 岁。
1937 年 3 月29 日至 30 日,第二军第四、六师领导人在抚松县东岗杨木顶子密营召开领导干部会议,总结自 1936 年秋冬以来反“讨伐”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部队的活动方向等问题。决定各部分兵展开游击活动,第四师主力挺进安图、和龙,开展游击战之后,回师长白县,第六师主力进军长白县开展游击战争。
杨木顶子会议后,第二军第四师政委周树东率领第二军第四师第一、三团与第六师第九团挺进安图。4 月初,在安图县荒沟岭北面的公路上伏击敌人,缴获了大批粮食和布匹,解决了抗联部队的给养问题。部队随后挥师安图县车厂子,击溃了敌人的森林队。
4 月24 日,抗联部队越过马鞍山庙岭到达安图县金厂附近大沙河 。时值春汛,河水湍急陡涨,周树东命令一个连架桥,其他人原地休息。就在指战员酣睡时,机枪手李达京发现敌人分兵两路包围上来,立即开火 。战士们从睡梦中惊醒,拔出刺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周树东不幸牺牲。抗联指战员得知前来偷袭的是李道善伪治安队,怒火中烧,激战一个多小时,将 100名伪治安队全部歼灭,缴获机枪 2 挺、长短枪 100 余支、子弹上万发。
从 1937年夏开始,日本关东军把“讨伐”重点转移到吉东、北满抗日联军活动的松花江下游地区 。东南满地区虽然未列入“讨伐”重点地区,但日伪军对东南满地区的军事“讨伐”从未间断过。1938 年 7 月张鼓峰事件① 后,日军加紧了对抗联第一路军的“围剿”。
抗联第二军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在离开延边根据地、转战南北满期间,第二军各师主动开展游击战,在数十次大小战斗中消灭了大批敌人,缴获了许多新式武器。第二军队伍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第二军军部设置了警卫团和少年营,
第一师扩编了一个团,第三师发展最快,吸收了救国军和山林队,扩编了第九、第十团 。随着第二师兵力的增加,游击区域也迅速扩大,在长白山区安图瞎子沟、红头山等地,建立了大小数十处密营,这些密营成为 抗联第二军赖以生存、发展和坚持斗争的重要基地。
第一次头道溜河会议 1939 年,日伪当局已将“治安肃正”重点转向东南满地区,并炮制了 1939 年 10 月至 1941 年 3 月的《东边道治安肃正计划》,开始在“间岛”、通化、吉林三省进行联合“大讨伐”,其“讨伐”目标直指被他们称为“满洲国治安之癌”的杨靖宇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 。针对东南满地区急剧恶化的斗争形势,1939 年 10 月1 日至 5 日,杨靖宇、魏拯民在桦甸头道溜河主持召开了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即第一次头道溜河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的严重形势 ,研究了继续开展反“讨伐 ”斗争的策略问题,认为要保持实力 ,就必须把抗联各部队编成小股部队,采取“化整为零 ”“分散游击”的方针。
1939 年秋冬,第三方面军以团为单位开展游击活动。陈翰章率领第三方面军指挥部和第十五团与第五军陶净非部一起,继续在敦化、汪清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冬,抗联第一路军进入抗战以来最为艰苦的时期。据日伪资料记载,1939 年 6 月至 12 月,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与日伪军作战 55 次。然而,在残酷的反“讨伐”战斗中,许多战士壮烈牺牲,也有许多战士因冻、饿、伤、病而死,部队大幅减员,到 1939年末,第一路军从原来的6000人减少到不足 1000人。
① 张鼓峰,又名刀山,位于今珲春市敬信镇防川村北 1.5 公里的中俄国界线上。清政府与沙俄 1858 年签署的《瑗珲条约》中文文本显示,张鼓峰是中国领土;但俄文文本条约则把张鼓峰划归沙俄。1938 年 7 月30 日至 8 月11 日,日、苏两国在张鼓峰爆发军事冲突,日军战败,苏军控制了张鼓峰。
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 1940 年 2 月23 日,杨靖宇壮烈牺牲,第一路军总部及直属部队遭受重创,斗争形势急转直下。危急关头,中共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副总司令魏拯民扛起全面指挥抗联第一路军的重担,负责领导东南满地区抗日游击战争。
3 月13 日至 15 日,魏拯民在桦甸县头道溜河主持召开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干部会议,即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会议分析和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讨论了党的工作和军事问题,决定从军队抽调部分干部,恢复和开辟地方工作,由全光负责地方党的工作,由省委候补委员金在范等 5人组成东满地方工作委员会,金在范负责以延吉县为重点的东满地区工作。军事方面,决定抗联第一路军警卫旅和第二、第三方面军等主力部队进军京图铁路以北,在穆棱、宁安、五常、汪清等地分散开展游击斗争;进一步加强部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努力改善部队生活条件;第一方面军在南满坚持战斗,以掩护第二、第三方面军主力北上。鉴于抗联总部参谋兼警卫旅旅长方振声在桦甸县被敌人逮捕,决定由朴德范接任警卫旅旅长职务。会议决定派第一路军总司令秘书陈秀明赴苏联,恢复同中共中央的联系。
曹亚范、陈翰章、魏拯民不幸牺牲 在此后的战斗中,抗联第一路军各部指战员紧密团结在魏拯民的周围,在长白山区坚持战斗。
金日成率领的第二方面军于 1940年 3 月11 日在和龙县大马鹿沟袭击伪森林警察队队部,缴获大批武器和粮食、军服等军需物资。3 月25 日,第二方面军在和龙县红旗河以北 30 公里一高地设下埋伏,毙敌 110 人,缴获大批粮食和弹药。这是抗联第二军转战南满,时隔 4 年后在延边地区进行的战斗,极大地鼓舞了延边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曹亚范率领第一方面军继续在临江、辉南、濛江一带分散游击,不断打击敌人,夺取军需物资。但同时,部队不断减员,到 4月初部队只剩下了几十人。4 月8 日,曹亚范在濛江县被叛徒杀害。曹亚范牺牲后,第一方面军部分人员继续转战,后与第二方面军会合,跟随第二方面军进入苏联境内。
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第二方面军与警卫旅会合一处,在安图、和龙一带相互呼应,配合行动,7 月以后转战于安图、延吉、敦化交界地区,不断取得战斗胜利。
第三方面军各部在失去后方基地、处境艰难的情况下,在延吉、敦化、桦甸、宁安、蛟河、舒兰、五常等地坚持斗争,战斗中不断减员。12 月8 日,因叛徒告密,陈翰章和十几名战士在宁安县小湾湾沟密营被敌人包围,陈翰章身负重伤,坚持战斗,壮烈牺牲。
1940年秋末,患有重病的魏拯民转移到桦甸县夹皮沟牡丹岭二道河子密营中休养。在恶劣的条件下,他只能靠吃树皮、松子和蘑菇度日,加重了病情。1941年3月8 日,魏拯民病逝,年仅32岁。此后,中共南满省委停止活动。
两次伯力会议 1940 年至 1941 年是抗联第一路军最严酷的斗争时期 。在反对日伪“三年肃正计划 ”和反击日伪军事大“讨伐”的斗争中,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杨靖宇、曹亚范、陈翰章、魏拯民等第一路军主要领导人相继牺牲,意志薄弱者叛变投敌,士兵减员日益严重,战斗力急剧下降。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仍处于隔绝状态,到 1941年,抗联第一路军兵力不足千人,各部分成小部队在长白山区活动,处在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 以延边优秀儿女为主的第二方面军主力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转战在东满、北满地区,用鲜血和生命彰显了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
1940 年 1 月24 日至 2 月5 日,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召开 。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军部因遭到破坏,与外部失去联系,没有代表参加 。 由于被敌人隔断与外界的联系,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无法获悉伯力会议精神,仍以方面军番号行动。4 月到 6 月,第一路军警卫旅一部约 200 人在警卫旅旅长朴德范和军医处长徐哲的指挥下,在延吉、安图、和龙等地袭击敌人。9 月29 日,朴德范在汪清县天桥岭西被捕叛变,抗联第一路军警卫旅主力基本上瓦解,其中一部分人撤到苏联境内 。警卫旅另一部于 1940 年 6 月在宁安境内与第二方面军部分队伍会合,后分散活动在延吉、安图、和龙一带。魏拯民前往桦甸县夹皮沟后,第二方面军主力和警卫旅一部在金日成、韩仁和指挥下继续在敦化、宁安一带积极开展小部队游击战 。 1940 年 11 月,金日成率领第二方面军余部转入苏联境内。
1940 年 12 月下旬至 1941 年 1 月上旬,抗联各部队领导人在苏联伯力召开满洲全党代表会议。南满省委原定杨靖宇和魏拯民参加会议,因杨靖宇已经牺牲,魏拯民在密营养病且消息断绝无法联系,所以已经退入苏联境内的金日成、安吉、徐哲作为南满省委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时,仍有部分抗联部队在东北坚持战斗。1940 年末至 1941 年初,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兼警卫旅政委韩仁和率领警卫旅余部继续在宁安南部、延边地区北部艰苦鏖战。1941年 3 月,韩仁和与警卫旅 9名战士在镜泊湖遭遇敌人,展开激战,全部壮烈牺牲。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二军在极端困难中坚持 1936年3 月,日本关东军炮制《满洲国治安肃正三年计划》,企图用 3 年时间“彻底肃清”在东北的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
日伪当局在延边及吉林省境内实行的“治标”,主要是东南防卫地区的日军和第二军管区的伪军对伪吉林省东部、伪间岛省西部进行军事“讨伐”,并与中防卫地区、东防卫地区的日伪军协力,将伪滨江、伪吉林两省边界地区作为“特别治标工作”地区加以“讨伐”和防范,同时对伪奉天省东部和伪安东省北部地区进行军事“讨伐”。
由于日本侵略者疯狂“讨伐”,强制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制造无人区,抗日联军不仅经常受到饥饿、严寒及弹药奇缺之困,还经常遭受敌人的追击、围攻。为了解决所需粮食、弹药,抗日部队常常要经过激烈的战斗,甚至用战士的鲜血和生命去换取给养。尤其在冬季,在渺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中,天寒地冻,部队经常与超过自己十几倍、几十倍的敌人苦战。
1936年,第二军党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鉴于延边游击区已全部解散,只有个别的地下工作者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决定从人口较多的浅山区转移到人口稀少的深山区,建立长白山密营根据地和后方军事基地,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在日本侵略者频繁的“讨伐”下,东北抗联第二军以长白山密营根据地为依托,在保存实力的同时,积极寻找战机,主动打击敌人。同时,多次派出党员干部,到人民群众中宣传抗日,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不断为抗日队伍提供粮食补给和经济来源。7 月20 日,东北抗联第二军一部在安图县小营子岭与 150名日军交战,毙伤敌军 104 人,缴获迫击炮 1 门、汽车 5 辆车。 8 月 9 日,东北抗联第二军在抚松县东岗碱场兵工厂密营休整,突然遭到安图县李道善伪治安队偷袭,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在激战中不幸牺牲 。 同月,魏拯民指挥抗联一部,在安图县佛山河与日军 300 人交战,全歼敌人 。9 月,第二军第四师 200 人在安图县四道白河与伪军 200 人交战,毙伤敌军 20 余人,缴获枪 9 支。
10 月 10 日,第一路军副总司令、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指挥第二军第四师在安图县南部东清沟与伪军第七旅第十团交战,击毙日军上校石川隆吉和中校河村等数十人。之后又与围追堵截的敌人作战 10余小时,毙伤敌 150余人。同月,第四师第一团团长崔贤率部行至安图途中,在大酱缸与日伪军、伪警察部队 400余人发生遭遇战,击毙日军校官 1人,毙伤伪军数十人,缴获重机枪 2 挺和一批弹药。11 月,第二军第四师与第六师一部在小汤河遭到敌军 600人袭击。王德泰指挥作战,毙敌 60余人、伤敌 10余人,王德泰壮烈殉国,年仅 29 岁。
1937 年 3 月29 日至 30 日,第二军第四、六师领导人在抚松县东岗杨木顶子密营召开领导干部会议,总结自 1936 年秋冬以来反“讨伐”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部队的活动方向等问题。决定各部分兵展开游击活动,第四师主力挺进安图、和龙,开展游击战之后,回师长白县,第六师主力进军长白县开展游击战争。
杨木顶子会议后,第二军第四师政委周树东率领第二军第四师第一、三团与第六师第九团挺进安图。4 月初,在安图县荒沟岭北面的公路上伏击敌人,缴获了大批粮食和布匹,解决了抗联部队的给养问题。部队随后挥师安图县车厂子,击溃了敌人的森林队。
4 月24 日,抗联部队越过马鞍山庙岭到达安图县金厂附近大沙河 。时值春汛,河水湍急陡涨,周树东命令一个连架桥,其他人原地休息。就在指战员酣睡时,机枪手李达京发现敌人分兵两路包围上来,立即开火 。战士们从睡梦中惊醒,拔出刺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周树东不幸牺牲。抗联指战员得知前来偷袭的是李道善伪治安队,怒火中烧,激战一个多小时,将 100名伪治安队全部歼灭,缴获机枪 2 挺、长短枪 100 余支、子弹上万发。
从 1937年夏开始,日本关东军把“讨伐”重点转移到吉东、北满抗日联军活动的松花江下游地区 。东南满地区虽然未列入“讨伐”重点地区,但日伪军对东南满地区的军事“讨伐”从未间断过。1938 年 7 月张鼓峰事件① 后,日军加紧了对抗联第一路军的“围剿”。
抗联第二军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在离开延边根据地、转战南北满期间,第二军各师主动开展游击战,在数十次大小战斗中消灭了大批敌人,缴获了许多新式武器。第二军队伍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第二军军部设置了警卫团和少年营,
第一师扩编了一个团,第三师发展最快,吸收了救国军和山林队,扩编了第九、第十团 。随着第二师兵力的增加,游击区域也迅速扩大,在长白山区安图瞎子沟、红头山等地,建立了大小数十处密营,这些密营成为 抗联第二军赖以生存、发展和坚持斗争的重要基地。
第一次头道溜河会议 1939 年,日伪当局已将“治安肃正”重点转向东南满地区,并炮制了 1939 年 10 月至 1941 年 3 月的《东边道治安肃正计划》,开始在“间岛”、通化、吉林三省进行联合“大讨伐”,其“讨伐”目标直指被他们称为“满洲国治安之癌”的杨靖宇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 。针对东南满地区急剧恶化的斗争形势,1939 年 10 月1 日至 5 日,杨靖宇、魏拯民在桦甸头道溜河主持召开了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即第一次头道溜河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的严重形势 ,研究了继续开展反“讨伐 ”斗争的策略问题,认为要保持实力 ,就必须把抗联各部队编成小股部队,采取“化整为零 ”“分散游击”的方针。
1939 年秋冬,第三方面军以团为单位开展游击活动。陈翰章率领第三方面军指挥部和第十五团与第五军陶净非部一起,继续在敦化、汪清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冬,抗联第一路军进入抗战以来最为艰苦的时期。据日伪资料记载,1939 年 6 月至 12 月,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与日伪军作战 55 次。然而,在残酷的反“讨伐”战斗中,许多战士壮烈牺牲,也有许多战士因冻、饿、伤、病而死,部队大幅减员,到 1939年末,第一路军从原来的6000人减少到不足 1000人。
① 张鼓峰,又名刀山,位于今珲春市敬信镇防川村北 1.5 公里的中俄国界线上。清政府与沙俄 1858 年签署的《瑗珲条约》中文文本显示,张鼓峰是中国领土;但俄文文本条约则把张鼓峰划归沙俄。1938 年 7 月30 日至 8 月11 日,日、苏两国在张鼓峰爆发军事冲突,日军战败,苏军控制了张鼓峰。
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 1940 年 2 月23 日,杨靖宇壮烈牺牲,第一路军总部及直属部队遭受重创,斗争形势急转直下。危急关头,中共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副总司令魏拯民扛起全面指挥抗联第一路军的重担,负责领导东南满地区抗日游击战争。
3 月13 日至 15 日,魏拯民在桦甸县头道溜河主持召开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干部会议,即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会议分析和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讨论了党的工作和军事问题,决定从军队抽调部分干部,恢复和开辟地方工作,由全光负责地方党的工作,由省委候补委员金在范等 5人组成东满地方工作委员会,金在范负责以延吉县为重点的东满地区工作。军事方面,决定抗联第一路军警卫旅和第二、第三方面军等主力部队进军京图铁路以北,在穆棱、宁安、五常、汪清等地分散开展游击斗争;进一步加强部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努力改善部队生活条件;第一方面军在南满坚持战斗,以掩护第二、第三方面军主力北上。鉴于抗联总部参谋兼警卫旅旅长方振声在桦甸县被敌人逮捕,决定由朴德范接任警卫旅旅长职务。会议决定派第一路军总司令秘书陈秀明赴苏联,恢复同中共中央的联系。
曹亚范、陈翰章、魏拯民不幸牺牲 在此后的战斗中,抗联第一路军各部指战员紧密团结在魏拯民的周围,在长白山区坚持战斗。
金日成率领的第二方面军于 1940年 3 月11 日在和龙县大马鹿沟袭击伪森林警察队队部,缴获大批武器和粮食、军服等军需物资。3 月25 日,第二方面军在和龙县红旗河以北 30 公里一高地设下埋伏,毙敌 110 人,缴获大批粮食和弹药。这是抗联第二军转战南满,时隔 4 年后在延边地区进行的战斗,极大地鼓舞了延边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曹亚范率领第一方面军继续在临江、辉南、濛江一带分散游击,不断打击敌人,夺取军需物资。但同时,部队不断减员,到 4月初部队只剩下了几十人。4 月8 日,曹亚范在濛江县被叛徒杀害。曹亚范牺牲后,第一方面军部分人员继续转战,后与第二方面军会合,跟随第二方面军进入苏联境内。
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第二方面军与警卫旅会合一处,在安图、和龙一带相互呼应,配合行动,7 月以后转战于安图、延吉、敦化交界地区,不断取得战斗胜利。
第三方面军各部在失去后方基地、处境艰难的情况下,在延吉、敦化、桦甸、宁安、蛟河、舒兰、五常等地坚持斗争,战斗中不断减员。12 月8 日,因叛徒告密,陈翰章和十几名战士在宁安县小湾湾沟密营被敌人包围,陈翰章身负重伤,坚持战斗,壮烈牺牲。
1940年秋末,患有重病的魏拯民转移到桦甸县夹皮沟牡丹岭二道河子密营中休养。在恶劣的条件下,他只能靠吃树皮、松子和蘑菇度日,加重了病情。1941年3月8 日,魏拯民病逝,年仅32岁。此后,中共南满省委停止活动。
两次伯力会议 1940 年至 1941 年是抗联第一路军最严酷的斗争时期 。在反对日伪“三年肃正计划 ”和反击日伪军事大“讨伐”的斗争中,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杨靖宇、曹亚范、陈翰章、魏拯民等第一路军主要领导人相继牺牲,意志薄弱者叛变投敌,士兵减员日益严重,战斗力急剧下降。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仍处于隔绝状态,到 1941年,抗联第一路军兵力不足千人,各部分成小部队在长白山区活动,处在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 以延边优秀儿女为主的第二方面军主力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转战在东满、北满地区,用鲜血和生命彰显了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
1940 年 1 月24 日至 2 月5 日,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召开 。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军部因遭到破坏,与外部失去联系,没有代表参加 。 由于被敌人隔断与外界的联系,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无法获悉伯力会议精神,仍以方面军番号行动。4 月到 6 月,第一路军警卫旅一部约 200 人在警卫旅旅长朴德范和军医处长徐哲的指挥下,在延吉、安图、和龙等地袭击敌人。9 月29 日,朴德范在汪清县天桥岭西被捕叛变,抗联第一路军警卫旅主力基本上瓦解,其中一部分人撤到苏联境内 。警卫旅另一部于 1940 年 6 月在宁安境内与第二方面军部分队伍会合,后分散活动在延吉、安图、和龙一带。魏拯民前往桦甸县夹皮沟后,第二方面军主力和警卫旅一部在金日成、韩仁和指挥下继续在敦化、宁安一带积极开展小部队游击战 。 1940 年 11 月,金日成率领第二方面军余部转入苏联境内。
1940 年 12 月下旬至 1941 年 1 月上旬,抗联各部队领导人在苏联伯力召开满洲全党代表会议。南满省委原定杨靖宇和魏拯民参加会议,因杨靖宇已经牺牲,魏拯民在密营养病且消息断绝无法联系,所以已经退入苏联境内的金日成、安吉、徐哲作为南满省委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时,仍有部分抗联部队在东北坚持战斗。1940 年末至 1941 年初,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兼警卫旅政委韩仁和率领警卫旅余部继续在宁安南部、延边地区北部艰苦鏖战。1941年 3 月,韩仁和与警卫旅 9名战士在镜泊湖遭遇敌人,展开激战,全部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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