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延吉的贯彻和曲折发展（四）

　　九、延吉敌占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延吉沦为日本宪兵队总司令部等侵略机构的驻地，成了日本侵略者在延边的大本营。

　　1932 年 4 月，日本侵略者搞所谓“治安肃正”，调进大批军警，对党组织频繁活动的延边地区实行疯狂“围剿 ”和大搜捕，许多共产党员和反日志士惨遭杀害，中共延吉区委及其下属支部全部遭到破坏，延吉党组织一度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党的工作从公开的示威游行转入秘密活动阶段。根据党在白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战略方针，幸存下来的部分党员和抗日群众放弃在市区和郊区的活动基地，转移到离市区更远、敌人力量薄较弱的王隅沟、三道湾等偏僻山区，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延吉敌占区人民响应党的号召，采取各种形式反抗日伪殖民统治，有力地配合了爱国武装的抗日活动。

　　智夺利民屯日伪自卫团武装    1934 年 5 月，日本侵略者把利民屯（今延吉市依兰镇利民村）一带 20余户散居的朝鲜族农民强行赶到一起，修筑高达 3米的土围墙和碉堡，建立“集团部落”；把被游击队击溃的三道湾散兵拼凑起来，组成利民屯伪武装自卫团，看守“集团部落”。为粉碎日伪建立的“集团部落”计划，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决定趁敌人修筑“集团部落”之际，袭击利民屯伪武装自卫团团部。

　　进入 8 月，正值麦收季节，连绵阴雨浸塌了“集团部落”的土围墙。天一放晴，伪自卫团不顾农民割麦心切，强行把他们赶到“集团部落”，修筑土围墙。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驻八道沟根据地的游击队员郑仁洙、赵道元、金哲镇、张永彦在地方党组织配合下，潜入利民屯。15 日早晨，他们在农民的掩护下，化装成民工混进修筑工地，进入伪自卫团兵营，按作战计划行动。金哲镇一边干活一边观察敌人的动态，张永彦监视伙房里的敌人，郑仁洙和赵道元袭击宿营处，击毙伪自卫团长和 12 名负隅顽抗的敌人，缴获 20 余支枪和弹药 。这时，监控伙房的张永彦被一个外号叫朴恶狼的伪自卫团员从背后抱住，其他敌人也扑上来，张永彦在搏斗中壮烈牺牲。郑仁洙、赵道元、金哲镇迅速赶来，击毙了朴恶狼。驻在新兴屯的伪保安队听到枪声，在日本指导官的带领下急匆匆赶到利民屯 。3 名游击队员在当地农民崔日焕、金太国的帮助下，带着缴获的 20 余支步枪和弹药，迅速返回石人沟根据地。伪保安队扑空后，用棍棒毒打当地农民，又把农民南炳锡父子和其他农民当作同谋押送到伪延吉监狱 。8 月 16日，伪自卫团强令“集团部落”的村民把张永彦遗体扔到村外。5位村民强忍悲痛，凑钱买来几张白纸，包裹好遗体，将烈士掩埋在北山上。4 名游击队员在农民的掩护和帮助下，破坏了敌人修筑“集团部落”的计划。1948年清明节，利民屯人民政府重新安葬张永彦烈士，并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碑。

　　五凤金矿工人抗日斗争  1933 年 2 月，延吉县委为了恢复敌占区党组织，任命王隅沟区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尹炳华为中共延吉县八道沟敌占区区委书记，派他到五凤金矿开展秘密活动。他的妻子金花子是王隅沟妇女工作负责人之一，为便于开展工作，组织上任命她为八道沟敌占区妇女主任，随丈夫一同前往。

　　五凤金矿矿脉资源丰富，投资经营金矿的有 30余家，其中日本人德田经营的延和金矿株式会社规模最大，有 20 余个矿井， 600 余名矿工。金矿四周是围墙，围墙四周有炮台，每个炮台上架着 2挺轻机枪。平日里，便衣密探们混进矿井监视矿工。到了晚上，保安人员巡视宿舍，严禁矿工们闭灯闲聊，矿工稍有不服，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1933 年 3 月的一天晚上，尹炳华在党员金龙汉家召开秘密会议，成立五凤金矿地下党支部，尹炳华任书记，金龙汉任组织委员，崔永鹤任宣传委员，金花子任妇女委员。

　　在尹炳华领导下，金矿党支部与游击区派来的地下党员尹哲柱、张道信、金胜万、车胜武等人一起开展工作，发现并培养反日积极分子，文炳洙、金世灿、金山海、韩永秀、崔永官、金善汉等矿工先后加入了党组织。

　　为了进一步搜集金矿的情报，尹炳华主动和矿主李宗杰打得火热，并利用这层关系，将来自游击区的车胜武成功打入伪八道自卫团。金龙汉的堂弟金正焕是延吉工业学校毕业生，入党后，金矿党支部把他安插到伪八道村公所① 当了一名办事员。不久，把张道信安插到了伪八道派出所。

　　车胜武、金正焕、张道信将派出所、自卫团、守备队的人数、武器装备等情况报告给金矿党支部，金矿党支部派地下工作者文凤相将情报送往游击根据地。

　　日本侵略者害怕游击队袭击，把较偏僻、离村较远的几个洞口交给私人开采，不敢管理。尹炳华利用这个条件，晚上将矿工们集结在私人坑洞里，宣传抗日，并秘密请来游击队员和文艺工作者为他们演出文艺节目。数十名矿工踊跃报名，参加了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游击队根据金矿党支部提供的情报，多次袭击八道街，取得了重大战果。

　　金矿党支部把有反日倾向的矿工们组织起来，成立金矿赤色工会，发动矿工提出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等口号，并以怠工、旷工、破坏机器等手段，与资本家进行斗争。地下工作者金衡植利用物品保管员的便利条件，以少用多报的方法骗过敌人，把节省下来的雷管、炸药、导火线等物资送给根据地，根据地修械所用这些物资制造出了著名的“延吉炸弹”。

　　1933 年 10 月3 日，伪八道派出所和伪自卫团对金矿进行大搜查，把矿工们按村排好队 。在亲日走狗的辨认下，31 名外来矿工被抓，其中有来自游击区和外地派来的地下工作者朱炳云、朴昌益、吕海龙、金世俊等人。敌人把他们拉到互助沟，残忍地杀害。

　　金矿党支部采取了更隐蔽的方法开展活动。一天夜里，游击队在金矿党支部的周密安排下，处死亲日走狗朴连俊，并牵走了他家的 1 头牛。1933 年末，游击队在金矿党支部的指引下，袭击并烧毁了敌人的金矿冶炼所。1934 年春，游击队逮捕伪八道自卫团团长池永春，没收了他弟弟池龙禹药店里的全部药品。

　　由于伪石山自卫团团长告密，车胜武、张道信以及在街公所当杂役的金东叶、郑承奎等几名党员相继被捕，英勇牺牲。他们被捕后，金矿党支部通知全体党员立即转移，但尹炳华夫妇选择留下来继续工作。

　　1934年4 月20 日，尹炳华夫妇被亲日走狗金根玉、金根秀告发，在掩护金龙汉、金正焕、崔永赫、金山海等人脱身后，不幸被捕 。尹炳华夫妇和另外 4 名革命者宁死不屈，被拉到西山沟杀害。五凤金矿地下党组织又遭到破坏，但金矿工人的反日斗争没有停止。

　　五凤金矿工人的抗日斗争是东满地区最大的工人运动，金矿工人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以各种方式与日本侵略者做斗争，为东满地区的人民群众树立了榜样。

　　①  公所：旧时的政府派出机构，如街公所、市公所、镇公所、村公所等。

　　不屈不挠的八道沟人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延吉制造了无数血案。在日伪军警的野蛮“讨伐”和残酷镇压下，延吉的抗日斗争一度遭受严重挫折。“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在延吉贯彻后，敌占区抗日救亡斗争重新活跃起来，出现了人民群众采取各种斗争形式反对日伪殖民统治，支援抗日部队和根据地的热潮。

　　1931年秋，八道沟区区委领导农民开展秋收斗争，翌年开展春荒斗争，沉重打击了日伪统治势力。

　　1933年 9 月13 日深夜，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组织长财村、三道湾及王隅沟三四个游击中队的 100余名指战员，联合反日山林队“平日军”和“双胜部”50余名士兵，向八道街日本警察分驻所、伪自卫团、运输队、医院等机构发起猛攻，一路袭击警察分驻所（位于八道街西部），另一路攻打八道街东头的伪自卫团。

　　战斗一打响，战士们迅速切断电话线，发起猛攻，控制了 2股敌人。同时，运输队冲进八道街，夺取了日本人粮店和商店的粮食、布匹以及药品等物资，杀伤敌军数人，缴获步枪 10余支、手枪2支。撤退时，烧毁了医院院子里的 2辆日军军用卡车。

　　同月，延吉县委派吕春秋重建中共八道沟白区工作委员会，继续开展支援游击队活动。党组织还派工作人员潜入老头沟煤矿、天宝山铜银矿、天图铁路和图牡铁路等地组织工人运动，采取旷工、怠工、捣毁机器等方式，破坏敌人的掠夺资源计划。工人们还把节省下来的衣服、手套、鞋、粮食等物资送到游击根据地。

　　在党组织和地下工作人员的领导下，八道沟人民奋力抵抗日伪统治，支援抗日游击战争 。农民群众拿出粮食或狩猎、打柴卖钱购买的日用品送给游击队。“集团部落”的农民冒着生命危险，秋收时把玉米、土豆等偷偷埋在地里，再通知游击队取走。党的地下组织发动青年参军，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枪支弹药支援游击队，充分展示了八道沟人民誓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

　　金贞吉与苫被单    1910 年 4 月29 日，金贞吉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她的父亲金秉奎曾在珲春等地开展反日活动，1919年和几个青年打死一名日本警官后逃到宁古塔。翌年她和妹妹随母亲一同前往，一家人在宁古塔靠山屯居住下来，后又迁居到牡丹江北甸子村。在当地进步人士创办的韩民小学，金贞吉学习文化知识，听革命斗争故事，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1928 年，金贞吉小学毕业后，听说延边地区革命运动比较活跃，和金春日、金基亿等 6 名同学一起步行来到龙井，考入大成中学。在这里，她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革命道理，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1930 年，金贞吉参加延边地区的“五卅暴动”，被日本驻“间岛”总领事馆警察逮捕，她据理力争，敌人不得不将她释放。获释后，金贞吉加入中国共产党。10 月被党组织派到凤林洞大同小学任教。大同小学是东满特委的一个联络组，也是革命活动的中心。金贞吉在大同小学组织了少年先锋队，在凤林洞办起了妇女夜校，宣传革命思想，开展反日反封建统治斗争。12 月，为抗议朝鲜“光州学生事件”，金贞吉组织 50 余名妇女向日本驻“间岛”总领事馆抗议，遭到逮捕。 日本警察因没有查出幕后组织者，只好将她释放。

　　1931 年 5 月，延边地区开展纪念“红五月斗争”宣传活动，金贞吉组织学生和妇女印发大量宣传单，被敌人逮捕，关进监狱。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金贞吉毫无畏惧，严守党的秘密。同牢里有个叫李善玉的女青年，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捕，获刑 12 年，感到刑期十分漫长，有些悲观。金贞吉称赞她没有出卖同志，鼓励她坚定信念，出狱后继续革命。被捕4个月后，金贞吉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痛哭了一场。想到自己随时可能牺牲，为了激励战友，她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对被压迫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的理想钩织在苫被单上。她委托亲属买来了钩针和白线，钩织出长 3米、宽 2.5米的苫被单，苫被单上有 80 朵牡丹花和“延吉县第四监狱金贞吉呻吟苦痛之结品青女子解放世界的高唱”27个字。为了迷惑敌人，她钩织了有字和无字的 2个苫被单。

　　1932 年 3 月，伪满洲国成立后特赦政治犯，金贞吉获释出狱 。 由于凤林洞的党组织已经转移，她前往八道沟，将苫被单交给舅母，请舅母将有字的苫被单转交给自己的母亲，离开舅舅家继续寻找组织，找到了延吉县游击队，在游击队负责政治宣传工作。

　　游击队生活十分艰苦。为了解决衣食方面的困难，1933 年冬天，组织上派金贞吉和 2名同志一起前往三道湾一带开展群众工作，途中遇到了日本“讨伐”队。 由于敌众我寡，他们在与敌人的搏斗中壮烈牺牲。

　　延吉监狱越狱斗争    1931 年初，关押在伪延吉监狱的党员们秘密组建了中共延吉监狱委员会，原中共汪清县委第一任书记金勋任书记，李进任组织委员，吴世国任宣传委员，尹范任军事部部长，苏胜镐任监察委员。军事部组建了爆破队、放火队、抢枪队等 11个分队。

　　中共延和县委把支援狱中斗争的任务交给了中共延吉区委，中共延吉区委把任务交给了团区委书记俞仲杰，狱外联络由延吉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共青团员金仁爱（金勋的堂妹）负责。狱中党组织在和狱外党组织建立联系的同时，发动在押同志与狱方进行斗争，并做好看守的思想工作准备越狱，但两次越狱行动都因叛徒告密而失败。敌人加强了戒备，看管得更加严密。

　　1934年夏的一天，狱友们在延平桥桥头附近清理臭水坑，一个日本女人把掉在地上的油炸糕扔给一名狱友，金明柱① 用铁锹往她身上泼了几下臭水，被外号叫“狼”的李看守打得遍体鳞伤。监狱党组织当即宣布绝食，并提出 3 个条件：（一）立即医治金明柱，撤掉李看守的职；（二）马上医治患病的犯人；（三）改善犯人待遇，饮食要卫生，且加量。大家高唱《延吉监狱歌》：

　　呼啸寒风吹遍了东北大地，

　　红旗猎猎鼓舞着武装的战士。

　　延吉监狱只能摧残我的肉体，

　　满腔的热血永远奔腾不息 … …

　　绝食进行到第三天，狱方被迫全盘接受条件，斗争取得了胜利。

　　敌人对狱中党组织领导人怀恨在心，1934年 12 月16 日将金勋、尹范、吴世国、申春、李进等人杀害，并把金勋的尸体丢进河南桥下面的冰窟窿里。在金勋等共产党员的教育和影响下，金明柱逐步成长为有坚定信念的抗日青年 。他与共产党员李英春（和龙游击队队员）、李泰根（珲春游击队队长）重新组成越狱斗争指挥部，重新组建了包括指挥部成员在内的 17 人的越狱敢死队。1935 年初夏，金明柱得知日伪计划在端午节期间召开 5 天的运动会，晚上还有聚餐，监狱守备队只留少数人值班的情报。金明柱与李英春等人商量，决定端午节第二天行动。不料，敢死队员李志善临阵胆怯，越狱行动被迫推迟 1 天。

　　① 金明柱（1910—1969），朝鲜族，少年时期为延吉县茶条沟丰兴洞农民协会少先队员， 1930 年因火烧地主刘德发的房屋和粮垛，被判刑 6 年，参加绝食斗争后被加刑至 15 年。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联第一路军第二军六师任机枪班长、排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吉东军区警备队连长等职。

　　6 月7 日下午 3 点，17 名勇士开始悄悄行动 。他们把看守制服并捆起来，用木工棚的工具除去镣铐 。这时，值班的日本指导官鹤岗发觉声音异常，闯进木工棚，被躲在一边的金明柱一斧砍死 。敢死队员佯装搬运木制品，走向牢门，干掉二门岗哨，切断电话线，冲进看守室，将正在喝酒的几名看守打死，夺取 50 余支步枪、几支手枪和数十枚手榴弹，冲向监狱大门 。突然，传来日军守备队的枪声 。金明柱不忘其他难友，转身向牢房跑去，用斧子砸开 10 多个牢门，难友们如潮水般涌出 。当金明柱跑进过道时，与伪监狱长狭路相逢。伪监狱长正要举枪射击，被赶来的朱凤山夺过枪支打死 。金明柱率领 100 余名难友冲出监狱大门，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朝瑞甸岭和帽儿山方向奔去。

　　为了缩小被追击目标，越狱者们按照原计划立即兵分两路，投奔反日游击队，日军守备队、伪军和警察紧追不舍。经讨论决定，李英春、金明柱、王德发等 6 人组成掩护小队阻击敌人，李泰根带领40余人转移。掩护小队打退敌人 3 次进攻，李英春等 3人先后牺牲。金明柱等 30 余人甩掉追兵，找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联络员，到达车厂子根据地。几天后，李泰根带领的40余人和另一路绕道而来的越狱者也来到这里。两路勇士合起来不足50人，不到越狱时的一半。这支越狱队伍被编入抗日部队，成为抗日战士。

　　党领导下的延吉监狱越狱斗争是东北抗战时期唯一成功的一例，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极大地鼓舞了东满地区各族人民的抗日斗志，在东北抗日斗争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十、反“民生团 ”斗争

　　“ 民生团 ”反动组织的出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加快了侵占中国东北的步伐，亲日势力也在蠢蠢欲动 。1932 年2月 15 日，亲日反动组织在龙井成立“民生团”。四处游说并散发传单，大肆宣扬“民生团”要进行“产业开发”和“间岛韩人自治”。 “民生团”宣称，其宗旨是“自卫、自立、自律”；其纲领是“适应现实，确保产业人的生存权；顺应世界大势，建设独立文化；团结一致，开拓自由天地”。以此来“团结间岛四十万同胞”。但这些都是骗人的谎言，“民生团”成立后的活动，彻底暴露了它的反动本质。成立后，主要进行了以下活动：

　　一是煽动组织“自治 ”请愿活动 。 由于东北形势发生了变化，日军已经侵占东北，并扶植成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民生团”鼓吹的“自治”运动不再适合日本侵略东北的需要，有悖于日本独占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根本政策，因此遭到日伪当局的反对而流产。

　　二是公开为日军对东满地区的“大讨伐”张目。1932 年 4 月12 日，“民生团”曾利用日本飞机散发《告同胞书》，胡说什么：日军“讨伐”是因为“贼匪极端地扰乱社会治安”，日军“讨伐”“除了专门维持间岛地方的治安，保护良民之念外，绝无他意”。与此同时，为使“一般同胞理解皇军出动的真心实意”，他们还派出3个巡回讲演队，到各地进行反动宣传活动。

　　三是组建“民生团 ”基层组织，妄图借以打进抗日游击区。 “民生团”成立时，曾决定在各县设支团，在某些地方还要成立分团，并派出骨干分子到各地进行组建活动，企图把势力扩大到基层和群众中去。但是，由于东满人民和党的各级组织有很高的革命警惕性，对“民生团”的活动“进行密切的监视”，予以迎头痛击，结果这些“民生团”分子有的被驱逐，有的被抓住处死，使其难以立足。 日伪当局不得不承认，“民生团”的活动“并未取得显著成果”。

　　四是组织自卫团，举办自卫团训练所，妄图组织反革命武装，培训反革命骨干力量。又因日伪当局不容其掌握武装而不予支持，只办了 10 天就草草解散了。

　　从“民生团”的产生及其活动，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后来，伪满军政部顾问部编纂的《满洲共产匪研究》供称：“民生团”“在日本官宪指导下”“以朝鲜人作为它的成员”“以镇压共产主义运动为主要目的”。“民生团”的反动本质就是妄图通过朝鲜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势力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边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吞并中国延边地区鸣锣开道。

　　反“民生团 ”斗争的开展  “民生团”成立后，派人到农村活动筹建基层组织时，东满各级党组织领导各族人民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 。1932 年 2 月28 日，共青团东满特委发表檄文，号召“消灭三一叛逆者……民生团”。3 月1 日，东满特委发表《纪念韩国民族独立运动十三周年告东满中国劳苦群众书》，指出： “民生团”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指挥下”“帮助日本及中国军警逮捕韩民族并让韩民族投降，这完全是分裂中韩民族的联合战线，破坏中韩民族革命运动，拥护日本帝国主义奴隶制度”，号召“中韩民族要拿起武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揭露“民生团”的亲日反共本质，捣毁“民生团”在各地的活动场所，严厉打击“民生团 ”的反革命活动，逮捕和处决到各地活动的“民生团”分子。

　　中共东满特委开展的反“民生团”斗争经历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即社会上的群众性斗争，是在进行的春荒斗争中开始的 。第二阶段，是在党团、革命军内部开展的反“民生团”斗争。

　　在春荒斗争中，东满特委和各地党组织把打击“民生团 ”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走狗民生团 ”的口号，揭露“民生团 ”的亲日反共本质，捣毁“民生团 ”在各地的活动场所，逮捕和处决“民生团 ”分子，严厉打击“民生团 ”的反革命活动 。延吉县王隅沟、小营子、八道沟、九龙河、尚义乡 、瓮声砬子、老头沟、铜佛寺等地的朝鲜族群众踊跃投入到严惩“ 民生团 ”骨干分子的斗争中 。 同年 3 月，延吉县 400 余名朝鲜族农民在铜佛寺大苏沟逮捕并惩处了 11 名“民生团 ”骨干分子 。王隅沟土城村朝鲜族农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袭击“民生团 ”会场，烧毁“民生团 ”分子的宣传文件，逮捕 16 名“民生团”分子，揭露“民生团 ”的反动本质 。上当受骗群众纷纷表示退出“民生团”。

　　日本侵略者大为恐慌，马上纠集日伪军警组成“间岛讨伐 队”，进行“大讨伐”，日伪军在“讨伐”中实行“三光”政策，使大片村庄化为灰烬。而“民生团”竟用日本飞机撒传单、派讲演队，为日伪军灭绝人性的“大讨伐”张目，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的痛恨。据伪《间岛新报》报道：“在延吉县九水河及依兰沟等地的共产党人，最近殴打民生团员，其被打次数达 7 次，各地的民生团员都要退出民生团组织 。 中国共产党延吉县委所属地方党组织发出 ‘要消灭民生团 ’的指令”。《东亚日报》报道：“局子街以东的西山出现了 1000 余名共产党人，并处决了住在南阳的李正俊等 7 名‘ 民生团 ’嫌疑分子”“由于局势不安而脱离民生团者日益激增” “ 由于错综复杂的客观形势，再也不能维持进展”“民生团”成了“过街老鼠”。

　　1932 年 3 月至 7 月间，东满特委在社会上组织领导的反“民生团”斗争，对揭露“民生团”纲领的虚伪性和反动本质，揭露其 分裂抗日救国运动的阴谋，教育人民群众提高革命觉悟，自觉抵 制“民生团”的影响，打击“民生团”的反革命活动，促使“民生团”解体，起到了积极作用。

　　东满特委领导人民开展反“民生团”斗争，使“民生团”在东满无法立足的时候，“民生团”也失去了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一是日军占领全东北后，不再需要用各地“自治”的幌子来对付中国政府了，特别是伪满洲国成立后，“民生团”鼓吹的“间岛韩人自治”口号不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相反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患；二是由于“民生团”活动“方法拙劣”，赤裸裸地暴露了其日本侵略者忠实走狗的丑恶嘴脸，难以继续进行欺骗活动，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因此，7 月14 日，“民生团”被迫公开登报宣布关闭其在龙井的事务所。10 月5 日，“民生团”团长朴斗荣又补发一个“民生团”解体宣言，再次加以确认。“民生团”只存在 5个月就寿终正寝了。

　　虽然“民生团”只存在了 5个月，但它的影响并没有消失。东满特委发现“民生团”已渗透到东满、延吉党内、军内和根据地内部。 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斗争方法不当，党内“派争”斗争的延续和上了敌人的反间计，致使反“民生团”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当时，由于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东满特委对于日本侵略者破坏抗日活动的各种阴谋很难进行从容的调查，又缺乏“肃反 ”斗争经验，分不清党内斗争和“肃反 ”斗争的界限，加之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所以不适当地夸大了敌情。

　　在“民生团”公开宣布解散 3 个多月后的 1932 年 11 月，东满特委在东满党、团组织及其领导的武装部队内部开展了一场长达 3 年多的反“民生团”斗争。斗争的起因是延吉县老头沟区委的“宋老头事件”。1932 年 8 月，老头沟区委秘书宋老头被老头沟日本宪兵队捕去，一周后逃回。县委在审查宋老头期间，和龙县游击队抓获老头沟日本宪兵队4名宪兵，他们供认：“宋秘书是我们派的特务”。11 月，县委把宋老头抓起来，在严刑审问下，宋老头承认自己组织了“民生团”，并供出 20 余名“同伙”。县委根据宋老头的口供继续拷问，又抓出一批“民生团”分子。据此，东满特委认为“民生团”不但存在，而且混进了革命队伍，认为“反对民生团走狗团体是目前我们党内党外的第一重要任务”。东满地区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的反“民生团”斗争就这样首先从延吉县开始了 。到 1933 年春，反“民生团 ”斗争又扩展到和龙县。从此，反“民生团”斗争从延吉县蔓延到整个东满地区。

　　纠正反“民生团 ”斗争的错误    中共满洲省委了解到东满党组织和抗日斗争出现的问题后，决定从党、团省委各派一人，前往东满特委解决问题。先期到达东满的团满洲省委特派员钟子云，带来了《中共满洲省委为反“民生团”斗争给东满特委与人民革命军及全体同志信》（1934 年 10 月1 日）。 然而由于省委对反“民生团”斗争缺乏全面的了解，反“民生团”斗争的错误仍无法彻底纠正。

　　东满抗日斗争出现的严重局面，引起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代表团以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名义派到东北指导工作的吴平的高度重视 。满洲省委派原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魏拯民立即赴东满了解情况，整顿党、团组织，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中共代表团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联络处于 1935 年 2 月1 日以满洲党、团省委的名义给东满党、团特委发出一封指示信；2 月 10日，吴平也给东满特委发出一封指示信。两封指示信虽然在当时情况下还不可能将东满的问题完全彻底解决，但却是扭转东满被动局面的良好开端，为纠正东满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和反“民生团”斗争中的严重错误，进一步发展东满抗日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

　　1935 年 1 月下旬，魏拯民冲破敌人“讨伐 ”的重重困难，到达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随即来到延吉县三道湾张芝营东满特委所在地 。这时，东满的形势十分严峻 。地方党、团组织的领导成员残缺不全，几乎陷于瘫痪 。童长荣牺牲后，东满特委即一直处于非正常状态 。魏拯民来到东满后，立即开展调查工作 。于 1935 年 2 月27 日至 3 月3 日，在大荒崴召开了东满党团特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亦称大荒崴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魏拯民、王德泰等东满党、团组织和第二军独立师团以上领导干部 26 人（汉族、朝鲜族各半）。 会议着重讨论了抗日统一战线和反“民生团”斗争问题。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路线与敌人斗争及今后斗争任务的决议》和《反“民生团”斗争的决议》。 并根据东满党、团组织的现状，改组了党、团特委领导机构及其所属县级组织。魏拯民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周树东任共青团东满特委书记。东满特委及所属基层组织共有党员 300 余人。

　　3 月21 日，东满特委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联席会议在汪清县腰营沟召开，着重讨论了人民革命军的建设和今后部队活动方向问题，并再次讨论了反“民生团”斗争问题。为进一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会议决定争取于 4 月间成立东满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至此，东满特委就逐步控制了反“民生团”斗争，并开始纠正反“民生团 ”斗争的错误 。到 1935 年五六月间，这场斗争就基本停了下来。

　　1935 年 5 月末，魏拯民前往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中共代表团汇报东满工作；同年 12 月20 日以书面报告（即《冯康报告》，共八部分）向代表团全面汇报了东满情况，并听取了代表团对东满工作的意见。

　　魏拯民返回东满后，于 1936 年 3 月上旬主持召开东满特委和第二军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代表团的指示。至此，在东满地区革命队伍内部进行 3 年多的反“民生团”斗争完全终止。

　　东满地区革命队伍内部开展的反“民生团”斗争，反映了东满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还不够成熟，面对残酷复杂的斗争环境和阴险毒辣的日本侵略者，没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识破敌人的阴谋，上了敌人的当，中了敌人的反间计。受党内“左”的错误影响，扩大了反“民生团”斗争的范围，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这一历史教训应该深刻记取。


　　金贞吉钩织的苫背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