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延吉的贯彻和曲折发展（二）

　　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成立

　　随着东满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创建一支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的抗日队伍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3 年九十月间，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关于创建人民革命军、发动和组织群众日常斗争及组织等问题致吉东局的信》，要求东满地区合编各地游击队，创建人民革命军，并制定《东北人民革命军斗争纲领》，阐述了人民革命军的性质、任务和战略战术。11 月7 日，东满特委、团东满特委发表《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六周年告民众书》，号召根据地军民建立人民选举的革命政府，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将抗日斗争进行到底。12 月3 日，满洲省委发出《给东满党团及游击队中同志的信》，提出“以汪清、延吉、珲春、和龙四县之现有游击队为基础，十百倍的扩大武装 队伍的力量”，“建立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盘石县人民革命军第一 军）第一独立师”，“要把人民革命军造成东满一带反日武装力量 中唯一的领导力量”，并与救国军、山林队组成联合指挥部。信 中还指出，人民革命军成立后，行动方面“应向西北发展”，打通与南满和吉东党领导的抗日部队的联系，协同作战 。 12 月 10日，共青团满洲省委发出《关于少先队、游击队等工作给东满团 特委及全体同志的指示信》，要求东满团组织马上开展“创立人 民革命军第二军”运动，征调大批青年参军。1934年 1 月3 日，东满特委给延吉县委写信，强调指出，按照满洲省委关于“将东满 各县赤色游击队扩大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指示，延吉县委要在 救国军等反日部队中宣传好《东北人民革命军斗争纲领》，望“百 分之百地执行上述工作”，准备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

　　1934 年 3 月末，第二次反“讨伐”战役刚刚结束，东满特委根据“一二六指示信”和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在延吉县三道湾张芝营召开东满特委和延吉、汪清、珲春、和龙 4 县游击队负责干部会议。这是东满抗日游击战争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史称张芝营会议，东满特委组织部部长李相默、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大队长朱镇、政委王德泰及其他 3 个县游击队负责干部共 15 人出席。因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牺牲，会议由李相默、王德泰主持。会议决定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① , 任命朱镇为师长，王德泰为政委，下辖 3 个团，将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改编为第一团，将“平日军”等反日山林队改编为第二团，将和龙县游击大队改编为第三团，俟机再以汪清、珲春 2 支游击大队及其他抗日部队组成第二独立师。

　　会后，因情况发生变化，拟建第二独立师和改编反日山林队的计划未能实现，只组编了 1 个独立师，延吉、和龙、汪清、珲春 4 县游击大队分别改编为第一、二、三、四团 。第一团团长朴东根，政委崔学哲
，下辖 5 个连；第二团团长孟昭祥，政委车龙德，下辖 3 个连；第三团团长赵春学，政委南昌益，下辖 5 个连；第四团团长何德润，政委金铉，下辖 4 个连。同年夏，从第一、三团中各抽出 1 个连为骨干，组成独立团，团长刘长久，政委朱云光。除 900 余人的兵力外，东满地区还有 200 余人的青年义勇军和 1000 余人的反日自卫队配合独立师各部队作战。会议决定，第二军独立师指挥部暂时设在三道湾东沟。为巩固各反日部队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游击区，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确定了加强同吉东反日联合军和南满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的联系，继续争取与分散在东满和吉东地区的反日部队联合作战的方针。

　　会议还讨论通过了中共满洲省委 1933年 10 月修订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斗争纲领》。《纲领》指出：人民革命军是群众武装斗争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要发动和组织广大民众扩大游击区域；农民委员会作为乡村实际政权机关，是将来可以扩大为民众政府的唯一基础，密切和加强人民革命军与农民委员会的关系；以工农学及革命军为基础建立广泛的反日革命统一战线，坚决击退敌人的“围剿”；中、韩、蒙民众亲密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①  1935年 3 月，东满特委取消第一独立师番号，成立第二军独立师师部，并对各团编制和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和补充。 同年 5 月30 日，东满特委和第二军独立师发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部正式成立宣言》，宣布东北人民革命军成立。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边地区抗日武装，由分散的游击队成长为有统一指挥的人民武装部队，此前各县游击队在反“围剿”、反“讨伐”斗争中被敌人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被动局面得到了明显改变，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独立师第一团积极开展游击战

　　1934 年，日军对东满各抗日根据地的“讨伐”更加频繁，“集团部落”建设速度日益加快，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各团在老游击根据地的活动日渐艰难。根据满洲省委关于不能“老是困守一地以待其来敌”的指示和东满特委关于游击队活动范围“不应该限在自己的根据地内”“在敌人集中包围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分散开来，绕到敌人后方空虚之处大规模的活动”的要求，第二军独立师分兵向敌人势力薄弱的地区挺进，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活动。为了打通与南满和吉东党组织及绥宁抗日部队的联系渠道，第二军独立师兵分两路，向敌人统治相对薄弱的安图、额穆和汪清、东宁方向进军，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

　　在原游击区，由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改编的第二军独立师第一团主力多次袭击敌人。1934年4 月9 日，第一团袭击八道沟金矿，摧毁矿电灯公司和机械房，敌人损失 2 万元。4 月22 日，第一团一部袭击延吉县茶条沟，并消灭了从明月沟赶来增援的日伪军一部 。5 月9 日，第一团联合山林队袭击正在三道湾修筑“集团部落”的伪军，缴获步枪 11支，将“集团部落”摧毁，17 名伪军投降。5 月14 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汪清县小百草沟 27 名伪警察携带 31支枪起义，携枪到王隅沟加入第一团。5 月21 日，第一团两次袭击依兰沟伪警察分署。

　　吉青岭位于依兰镇柳菜村北部，延吉通往汪清的咽喉地带，这里山高林密，是日伪军的军事要道 。1932 年下半年以来，延吉、汪清游击队在这里多次伏击敌人。为了保障道路畅通，日军在吉青岭北坡修筑炮楼，设置哨卡，并配备了一个排的兵力和 3挺机枪。1934 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第二军独立师第一团团长金顺德、参谋长柳兰焕率 150 名战士潜伏在炮楼附近，指挥 2 名战士炸掉炮楼。当 2名战士爬到炮楼附近时，被敌哨兵发现。金顺德当机立断，带领战斗小组立即开火，吸引敌人火力，2名战士趁机把炸药包放在炮楼旁，炸掉炮楼。金顺德一跃而起，带头冲向敌人，不幸中弹牺牲，年仅 23 岁。战士们义愤填膺，一举全歼炮楼里的 30余名伪军。金顺德被誉为“吉青岭上的英雄”。9 月19日，第一团第二、三连近百名战士袭击老头沟，缴获了大批物资。

　　第二军独立师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分兵游击，南北作战，不断打击敌人。1934 年春，仅在延吉、安图 2 县打死打伤日军 200 余人，伪军和伪自卫团“被击溃缴枪死伤阵亡者 ”更多。“珲春团” “在其两三月内，缴获敌人新式武器超过三百支以上（包括轻重机枪、迫击炮、匣子枪）。 因被缴械而投降俘虏者亦不下二百余人。”据日伪方面统计，自 1934年4 月至 10 月，东满地区各抗日武装共出击 103 次，人数达 3537 人，其中第二军独立师各部 53 次 ， 1350 人；其他抗日部队 50 次，2187 人。这些战斗粉碎了日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东满游击队的企图，第二军独立师迅速成长为东满地区“最坚强和最有战斗力的队伍”。第二军独立师在安图、敦化和汪清、宁安交界处开辟新的根据地，扩大了政治影响，推动了武装反日战线的建立，开辟了安图和汪（清）宁（安）边界的新游击区，为日后与吉东第五军和南满第一军取得联系、联合作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频繁的“讨伐”过程中，日本侵略者吃尽了苦头。后来，伪满军政部顾问部编纂的《满洲共产匪研究》承认：1933 年 9 月至1934 年末，“人民革命军有了异常的增加”，第二军独立师兵力“增加到 1096 人（只统计正规军)，其质量有了极大的提高，行动积极，十分活跃”。团满洲省委特派员钟子云在给省委的信中写道：人民革命军“在任何时候都是打击敌人，敌人的‘讨伐 ’怎样厉害未受过敌人的打击（主要的是延吉、汪清），队员的战斗精神真有惊人勇敢。他们的勇敢已经在东满政治上勿论在山林队、救国军和其他的一般的群众中，已经有了他们不可消灭的影响，就是敌人也时时刻刻害怕我们。所以来“讨伐”时小的部队他是不敢来进攻（特别是延吉）”。第二军独立师把诸多反日义勇军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结成同守共盟，订立作战协定，联合作战，抗击敌人，推动了抗日游击运动的更大发展。

　　六、“左 ”倾关门主义严重损害抗日统一战线

　　1934 年 1 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错误地判断中国存在着“直接革命形势”，将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顶点。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全会提出：“党必须坚决地为着创造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而斗争。”这与“一二六指示信”提出的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相比，明显地倒退了。全会继续推行过左的土地革命政策，批判所谓的“富农路线”，要求“必须将反日斗争与发动土地革命联结起来”。这次会议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不仅使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而且再次给东北抗日游击运动造成危害。

　　2 月22 日，临时中央根据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议精神，发出了《给满洲省委指示信》。 临时中央在指示信中错误地认为，“满洲已处在进攻苏联战争的前夜的形势”。指责东北党组织一年来在执行“一二六指示信”工作中出现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批评满洲省委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右倾曲解的错误”， “在义勇军中时常拿上层勾结代替下层的统一战线”。要求满洲省委“必须坚持下层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把反日游击运动提到土地革命的阶段”。当然中央的指示信也有正确的方面，如批评满洲省委“认为提出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在今天是过早的”的认识是错误的，指出：“满洲党必须把建立和扩大革命政权与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提到实际的工作日程上来”。这对于在东北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民众抗日政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倾关门主义，对东北的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

　　中共满洲省委在贯彻临时中央 2 月22 日指示信的过程中，在东北各地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义勇军工作中反对“上层勾结”，在游击区和根据地反对“富农路线”，严重地损害了东北抗日游击运动已经初步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在这种“左”倾错误的指导下，东满特委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中重犯关门主义的错误，把一些残留土匪习气的反日山林队视为“胡子”，认为“这些反动胡子，在表面上反日的，实际上他们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压迫群众，还要厉害。”对一些山林队的具体情况不加分析，武断地规定了收缴山林队枪支的 3 个条件：“(1)凡在山林里边光吃老百姓的饭不出来打仗的缴；(2)向老百姓开捐绑票的缴；(3)不加入人民革命军和反日义勇军的缴。”先后收缴了长顺、长江、马团长部 34 人的械；在汪清解除了访友、双胜军、同山好等 33支武装，枪决了访友、同山好部的 2 名“匪首”。一度造成反日山林队与共产党、人民革命军的严重对立，并联合起来进攻人民革命军。团省委特派员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承认，其实这 2个山林队和首领谈不上有投降的意向，只有压迫老百姓、劝告几次不听的事实。 日本侵略者也利用山林队与第二军独立师的矛盾挑拨离间，提出“专打老高丽共产党，不打山林队”，“专打人民革命军，不打山林队”。第二军独立师数次拒绝伪满洲国士兵与游击队接头的要求，否认其哗变，见了就打。1934 年 5 月，前来八道沟“讨伐”的伪军 17 人携带 20 支枪哗变后要和第二军独立师接头，加入抗日队伍，遭到拒绝。中共临时中央推行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使党在东满建立的抗日统一战线遭到严重破坏。

　　在东满特委的领导下，各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大讨伐”，但党组织和根据地也遭到很大损失，特别是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的牺牲，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1934 年 4 月，东满特委召开临时会议，任命王中山为东满特委临时书记。东满特委和汪清县委机关当时在大荒崴，后转移到腰营沟。据 5 月 13 日东满特委给满洲省委的报告，特委机关已转移到三道湾四方台。6 月2 日，东满特委在王隅沟南洞召开会议，重新组织东满特委临时执行委员会，特委常务委员由王中山、李相默、王德泰、朱镇等组成，王中山为书记。

　　在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讨伐”和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东满的抗日游击斗争历尽曲折。到 1934 年秋，东满党组织和抗日军民又面临日军更残酷的军事“大讨伐”。


　　1933年，延吉县委组织五凤金矿工人开展反日运动。图为金矿矿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