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延吉的贯彻和曲折发展

　　一、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促进抗日斗争新发展

　　1932 年 6 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直、鲁、豫、陕、满北方五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简称北方会议）。 会议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错误地分析国内外形势，批判所谓“北方特殊论”“北方落后论”，要求北方党组织领导工人罢工，动员农民没收地主土地，鼓动旧军队哗变，组建北方红军，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

　　北方会议给北方各省规定的脱离实际的“左 ”倾任务与政策，使东北地区党的活动一度偏离了抗日斗争的中心，错失了促进革命发展的大好时机。有的地区片面强调建立红军游击队、通过组织哗变等方法来瓦解救国军、山林队等抗日队伍，将其编入游击队，从而恶化了与其他抗日部队的关系。在根据地内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没收一切地主豪绅土地、财产分给贫苦农民的做法将许多抗日分子排斥在外，导致游击队活动区域缩小，严重影响了抗日游击战的深入发展。

　　1932年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讨论东北的抗日斗争任务及策略等问题，并于 1933 年 1 月17 日、1 月26 日先后发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即“一一七宣言”）和《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信”）。 这两份文件与此前提出的下层反帝统一战线方针相比，有了明显进步，表明中国共产党已开始调整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朝着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迈进，对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二六指示信”总结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人民反日斗争的基本经验教训，摒弃了北方会议提出的不切实际的口号，提出“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从而明确了党在东北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提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这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的极端重要性。信中明确指出党在目前的中心工作是：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民族叛徒的财产；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朝鲜、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基本权益，改善群众生活；“组织和联络他们与中国劳动者共同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在伪军中组织兵变；在反日武装斗争中由最好的游击队编成民众革命军；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和反日会等。

　　1933 月中旬，“一二六指示信” 经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太平洋职工秘书处转到中共满洲省委。经初步讨论，省委于4 月16 日决定接受该指示信。5 月中旬，省委又召开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了这一指示信，于 5 月15 日通过了《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检查了中共满洲省委在贯彻中央北方会议精神后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及其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损失，总结了经验教训，明确地提出了东北党组织当前的中心任务。这一中心任务是：必须执行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方针，开展广大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斗争，争取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与选举的民众政府。

　　5 月28 日，共青团满洲省委也通过了接受“一二六指示信”的决议，在此前后，中共满洲省委分别派人或写信、或从地方党组织调人到各地传达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和省委决议。后来，省委又根据对“一二六指示信”的新认识和各地在传达贯彻 中遇到的问题，于 7 月1 日作出《关于接受中央指示 5 月中旬决议中几个模糊认识和错误问题的决议》，于 9 月10 日又发出《满洲省委致各级党部全体同志信》，以深入贯彻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

　　早在中央“一二六指示信”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太平洋职工秘书处的时候，正在那里的中共东满特委代表朱云光就参加讨论了该指示信。朱云光返回东满后，口头传达了“一二六指示信”精神，但由于理解不全面，文件密件辨认不清等原因，未能全面贯彻。6 月初，中共满洲省委又派杨波、潘庆由组成省委代表团，到东满进一步传达贯彻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和省委决议。东满特委很快接受了“一二六指示信”，先后发出《告各县党部和全体同志书》和《告民众书》。接着，省委代表团与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一起在汪清召开汪清县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一二六指示信”和省委决议。7 月，杨波去延吉，召开了中共延吉县扩大会议，作出相应的决议。7 月20 日，潘庆由不幸被杀害。随后，杨波与童长荣回到特委，于 9 月中旬召开了中共东满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几个月来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的成绩，纠正了一些“左”的政策和口号，通过了《东满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案》。

　　在“一二六指示信”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推动下，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迅速走出低谷，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和反日联合军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东满抗日运动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一，在整顿、改组党团组织的基础上，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王中山 1933 年 1 月出任延吉县委书记，6 月传达“一二六指示信”后，由王隅沟苏维埃政府主席李相默接任其职务，王中山调任东满特委宣传部部长。9 月，东满特委领导机关改组，各县领导机关也作了调整。东满特委改组延吉县委，调李相默任东满特委组织部部长，任命延吉县委组织部部长崔昌福为延吉县委书记。在组织建设方面，注意在根据地外的工人、农民和反日士兵中开展工作，基层党团组织有了较大发展，党员、团员数量大大增加，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延吉党员增加 189 人，其中汉族97人（原来朝鲜族居多）、工人 18人。

　　第二，撤销了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委员会，代之以人民革命政府或农民委员会、反日会。延吉县王隅沟、石人沟等地建立了人民革命政府或农民委员会。7 月12 日，王隅沟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向人民群众发出宣言，阐明人民革命政府的反日政策，号召各阶层群众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各县人民革命政府取消“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这一口号，提出“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走狗的土地”，“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走狗的财产”，取消根据地“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集体农庄制度，采取鼓动农民从事各种生产的政策，提出了“谁种的地谁打的粮食归谁”的口号。这些政策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激发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积极性，加强了游击根据地内部的团结，不少受“左”倾错误影响离开游击根据地的群众又主动搬了回来。

　　第三，转变了根据地人民与敌占区人民之间的对立关系，加强了相互联系。敌占区群众来到王隅沟游击根据地，观看或从事商品交易活动。根据地党组织加强敌占区群众工作，派人到五凤金矿、老头沟煤矿、吉敦铁路，深入到工人中间开展工作，密切了根据地与外部的联系，扩大了游击根据地党和政府的影响，为获得军事情报、解决物资困难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改善了游击队与其他反日部队之间的关系。游击队与反日部队订立协定，联合作战。7 月29 日，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联合“久胜”等 8支抗日武装约400人攻打八道街，击毙伪自卫队长等 10 余名敌人，缴获大量军需物资。9 月，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联合“平日军”“双胜”等 13支抗日部队，再次攻打八道街，占领伪警察署，烧毁了 2 台军用卡车 。这些联合作战重创了日伪军，扩大了反日游击队的影响，促进了东满地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第五，加强了游击队自身建设，增强了战斗力，并在斗争中有了较快发展。在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过程中，党组织整顿反日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首先，健全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制度，在大队建立党委，配置政治委员；在中队建立党支部，配置政治指导员；各小队设党小组。共青团仅设小组。党员、团员在游击队中占了很大比例，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党、团员占 80% 以上。其余 3个县游击大队的党员、团员也占多数。其次，健全作战、训练、侦察、后勤等军事工作机构，每个中队设 2个至 3个小队，各中队设立识字班，举办讨论会等活动，制定枪弹检查、站岗联络、内务起睡等各项制度。整顿后的东满各县游击队发展较快，到 1933 年 10 月，4个县游击大队人数由年初的 400 余人增至 700 余人（其中延吉县 300 人），赤卫队员700 余人，步枪250 支，手枪 55 支，洋枪 100 余支。同时，经过实战，各县游击大队在运用游击战术方面有了较大提高。

　　“一二六指示信”对东满抗日游击区具有特殊意义。指示信明确提出：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中，要保障朝鲜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基本权益，在满洲抗日斗争中对朝鲜族等少数民族提出特殊的斗争口号。在东满各级党组织中，朝鲜族党员占绝大多数，延吉、汪清、和龙、珲春 4 县游击区朝鲜族贫苦农民和游击队员占多数的特殊情况下，对发动和团结这些抗日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抗日斗争引向正确方向，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它的指导下，东满地区抗日斗争出现了新局面，极大地鼓舞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游击战争的开展。

　　二、党组织争取救国军等反日武装共同抗日

　　遵照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关于开展游击战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指示，延吉县委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夺取武器、建立抗日武装的斗争，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不畏强敌，英勇作战，取得了反“讨伐 ”斗争的胜利 。在贯彻落实“一二六指示信”过程中，各级党组织进一步认识到：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必须争取救国军、反日山林队等抗日武装，建立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

　　王德林领导的救国军在日军的“讨伐 ”“围剿 ”中失利，从1933 年春开始相继进入苏联境内，再由苏联返回中国关内。王德林、孔宪荣率领的中国国民救国军也相继退出延边地区，但相当数量的救国军官兵没有走，吴义成、史忠恒、柴世荣等率部坚守在延边和宁安、东宁一带。党组织认为救国军余部是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将争取他们共同抗战作为一项重要任务。1933年 3 月，延吉、汪清、和龙、珲春中韩游击队和汪清反日别动队联合发出《吿反日士兵书》，表示“诚心诚意的和一切反日的士兵成立永远的革命联合，中韩游击队欢迎一切反日士兵加入我们的队伍”。尽管《吿反日士兵书》有“左”的倾向，对救国军上层人物抱有歧见，而且有些用词不切实际，但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满游击队与各反日部队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抗战进行到底的强烈愿望。

　　《吿反日士兵书》发出后，东满特委和延边各县党组织注意贯彻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动员党、团员和工农先进分子到敌占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争取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一二六指示信”传达到东满，延边各县游击队在开展争取救国军等其他抗日部队士兵工作的同时，注意改善与其上层的关系，主动与他们联合作战，共同打击敌人。1933 年 6 月，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在柳兰焕的率领下与救国军联合袭击八道沟。 9 月17 日，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联合救国军，攻打老头沟和天宝山银铜矿，缴获伪军的大量军事物资。为了加强与救国军的联系，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地方党组织前往救国军驻地，以演出等形式进行慰问。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执行，党领导下的反日游击队与其他反日武装联合作战，奋勇杀敌，在民众当中的威信日益提高，延边各县游击队有了迅速发展。据东满特委 1933 年10 月统计，6 月到 9 月间，延吉、汪清 2 个游击大队均由 3 个中队增至4个中队，珲春仍保持 2个大队，但人数有了新的增加，和龙县反日游击大队下面原来没有中队，10 月后新编 2个中队，武器装备明显增多。此外，延吉县三道湾、汪清县罗子沟、珲春县河南和范家寨以及和龙县二道沟等游击区得以开辟。党领导下的东满反日游击队已成为东满一带反日武装的中坚力量 。这一年，东满各县反日游击队与敌人交战 120 余次，延边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

　　三、粉碎日军第二次“大讨伐 ”

　　“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在延吉传达贯彻后，延吉反日游击队伍迅速扩大，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和其他反日部队联合作战，共同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 日本侵略者惊慌失措，调动步兵、骑兵、炮兵，加上飞机，从 1933年 11 月起到翌年春天，对东满各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了第二次“大讨伐”。

　　1933 年 11 月，日伪当局调集 3000 余名日军和大批伪军、自卫团，分别向延吉的大荒崴、王隅沟、三道湾，汪清县的小汪清，和龙的渔浪村，珲春的大荒沟等游击根据地进犯，各游击根据地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失。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在三道湾一带，利用有利地势，以 300人的队伍顶住近 2000 名敌人的进犯，一直坚持了 14 天，给日伪军“讨伐队”以重创。

　　1934年 1 月，日伪军集中了 6000余兵力，把东满各县游击队以及延吉、汪清境内的游击根据地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 日伪军一路从延吉的依兰沟、八道沟和瓮声砬子方面向石人沟、三道湾等地游击根据地进犯，另一路从夹皮沟、大汪清、磨盘山向汪清东部游击根据地进犯。根据省委的指示，东满特委领导各县游击队，采取避敌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伺机进行袭击的作战方针打击敌人。到 2 月间，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在三道湾游击根据地已与日伪军“讨伐”队交战 20余次，歼灭敌人 150余人。3 月29日，王德泰指挥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在八道沟的三上村与长财村之间，伏击前来“讨伐”的日本驻八道沟警察署警察和伪自卫团 30余人，击毙日本警察巡察部长大冢武等数名日伪军，击退了敌人的“讨伐”。同月，又在三道湾小庙沟反击日伪军“讨伐”队，毙伤伪军 15人。

　　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在武装保卫根据地的同时，派出部分兵力迂回到敌后，袭击敌兵营和军事要塞。1934年初，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一部在工人群众的配合下，袭击了日伪占据的天宝山银铜矿，缴获了大量炸药和矿警的枪支。

　　1933 年 11 月至 1934 年春，东满根据地军民不怕牺牲，英勇战斗，挫败了敌人的“讨伐”，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很多优秀儿女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1934 年 3 月21 日，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在冲出敌人包围时身负重伤，不幸牺牲，汪清县委妇女部长崔今淑在掩护童长荣撤退时也中弹牺牲。

　　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和东满其他各县游击大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受住了日军“大讨伐”的考验，并在运用游击战术、提高作战能力等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抗日队伍不断壮大。到1934 年春，东满 4 县反日游击队的兵力已由1933 年 10 月的700人增至 900余人，赤卫队等群众自卫武装发展到 1000余人，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改善，逐渐成为东满地区抗日武装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