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依托游击根据地开展反日斗争（二）

　　三、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游击队的发展壮大严重威胁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为了把游击队扼杀在摇篮里，1932 年 4 月，日本侵略者对东满地区进行了第一次联合“大讨伐”。 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抗日群众为躲避灾难，转移到日伪势力较为薄弱的山区。在这种形势下，游击队迫切需要建立“能够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战略基地”——稳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延吉北部、汪清西部、和龙南部一些山区，以农村为依托，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红色游击队，开展秋收、春荒斗争，取得了胜利。 由于大部分民主政权建立在偏远山区，游击队为了解决口粮和装备，组织军民从事农业生产和军工生产，鼓励农民从事各种生产劳动，主张“谁种的地谁打的粮归谁”，取消了游击区域“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的集体农场制度，激发了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积极性，增进了军民团结 。反日游击队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为获取军事情报、解决给养等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在 1933 年 1 月东满特委发布的《苏维埃建设工作大纲》中指出，延边地区的“反日（反帝）运动和土地革命运动已经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开展起来”，还“有了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 ”以及“适于防守的地势”，具备了创建根据地的条件。

　　游击队的发展壮大促进了政权建设。1932 年至 1936 年，延吉较大的根据地有 11 个，今延吉市行政区域内有王隅沟、三道湾、花莲里、八道沟、石人沟 5个根据地。根据地大部分建在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较为偏僻的深山沟里，有被服厂、医院、兵工厂、练兵场、印刷厂以及农业生产基地，在宣传群众、培养干部、打击日伪势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隅沟抗日游击根据地    王隅沟抗日游击根据地在东满地区创建最早，建于 1932年4 月。王隅沟位于今延吉市依兰镇古城村，与汪清交界处，北有芳草岭，东北有吉青岭，南有黑林子山与马向峰，西与三道湾镇为邻，中部有依兰河由西北向东南注入布尔哈通河，河两岸有小片峡谷盆地4 处，这一带村落棋布。

　　王隅沟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1930 年，中共王隅沟支部成立，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反帝联盟、互济会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1931 年 11 月，中共王隅沟支部改为中共王隅沟区委，仍隶属于中共依兰区委，金东九任书记，下设王隅沟、柳菜、松林洞、北洞和南洞支部，领导当地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秋收、春荒斗争。

　　1932 年秋，以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为首的东满特委和延吉县委机关迁移到王隅沟抗日游击根据地，王隅沟抗日游击根据地成为东满抗日斗争的领导中心。11 月2 日，在东满特委和延吉县委的直接领导下，王隅沟区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北洞、南洞、王隅沟 3 个村苏维埃代表以及兄弟地区的代表共600余人参加。会议经民主选举，选出王隅沟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委员，李相默任主席。王隅沟区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王隅沟区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设土地、军事、经济、教育、法政等办事机构，制定了施政纲领，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制定了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未能全部实施，且存在着严重的“左”的倾向，阻碍了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但是，为开展抗日游击战提供了可靠的战略基地，给革命群众指明了方向。1933 年 6 月，王隅沟区苏维埃政府改称王隅沟区人民革命政府，成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各阶层反日志士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将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了高潮。

　　王隅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促进了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成立后，王隅沟游击队编入其中，大队部设在王隅沟，3 个中队驻扎在王隅沟、三道、宫岩、长财、四洞、十一南洞、苇子沟等地。1932 年末，花莲里革命群众转移到王隅沟，王隅沟人口增至 2000余人。

　　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援下，驻扎在王隅沟根据地的游击中队积极配合兄弟游击中队和反日部队，先后攻打八道街、五凤金矿、老头沟街和天宝山等地，消灭了一些日伪军，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粉碎了敌人的“讨伐”，壮大了队伍。到 1934 年初，队伍人数发展到 300余名。

　　王隅沟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恐慌 。1933 年春，日伪军和自卫团近 2000 人向王隅沟根据地发起进攻，王隅沟军民采取埋伏战和运动战，粉碎了敌人的“讨伐”。但在这次“讨伐”中，王隅沟上村遭到破坏，王隅沟党政机关被迫转移到古城村。

　　1933年冬，敌人采取“焦土战术”，向古城村一带发起第二次进攻。王隅沟游击队将群众转移到莲花洞，避开敌人主力，各个击破，成功粉碎敌人的“讨伐”后，驻扎在周家沟。

　　1934 年秋冬，日军采用更加凶残的“堡垒战术 ”和“焦土战术”，向王隅沟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讨伐”，烧毁根据地全部房屋，利用古城村、莲花洞等地建立的“集团部落”，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屠杀了数百名无辜百姓。东满党团特委、中共延吉县委、第二军独立师师部、第一团团部和抗日政府机关及大部分群众从古城村转移到四方台和倒木沟、神仙洞一带，少数群众转移到外县地区。同年 12 月，抗日军民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坚持作战，后来放弃四方台，于 1935 年 1 月转移到三道湾根据地，不久又转移到车厂子。

　　王隅沟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东满特委的驻地、东满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又是延吉县委的所在地。该根据地自 1932 年 4 月创建到 1935年 1 月撤销，根据地军民在东满特委的领导下，与敌人交战七八十次，毙伤、俘敌近四五百人，在东满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三道湾抗日游击根据地    三道湾抗日游击根据地地处今延吉与敦化、安图、汪清 3 县交接地，是一个由北向南伸展的峡谷。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国军和山林队驻扎在张芝营、屯田营、平岗、梨树沟以及东沟等地，不少群众在那里生活。

　　1932年夏季以来，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讨伐”，各地区革命者和家属陆续转移到三道湾坚持开展抗日斗争。在党的领导下，革命力量日益壮大，经常进入日本侵略者统治区，袭击岗哨和伪自卫团驻地，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壮大抗日武装力量。

　　1933 年初，延吉县瓮声砬子区委在三道湾一带开辟了三道湾抗日游击根据地。

　　1 月20 日，日军进犯三道湾根据地，在张芝营与抗日军民激战一天，付出死伤 70余人的惨重代价后，狼狈逃窜。

　　1934 年夏，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在罗圈子伏击伪明月沟自卫团，缴获了许多战利品。

　　1934年秋，根据上级党委指示，八道沟根据地军民与其他游击区的军民在三道湾汇合。翌年 1 月，延吉县委、东满特委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负责人陆续转移到三道湾根据地，兵工厂、医院、被服厂、印刷厂等机构相继建立，三道湾根据地成为东满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

　　1935 年 2 月，延吉县委、八道沟区区委、王隅沟区委等根据地领导机关先后转移到车厂子。根据地群众一部分被遣散到敌占区，一部分随同机关一起前往车厂子，一部分转移到延吉县大荒崴（今汪清县境内）。

　　三道湾抗日游击根据地自 1933年创立到 1935年，存在时间不长，但留下了东满特委联络所遗址和延吉县委遗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师部和第一团团部遗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成立遗址、东满党政军干部学习班遗址以及兵工厂、医院、被服厂、印刷厂等许多革命遗址。

　　花莲里抗日游击根据地    花莲里抗日游击根据地位于今延吉市小营镇河龙村以东，布尔哈通河和海兰江交汇处，一条 30里长的山沟纵横交错，通向四方，是连接延吉、龙井、图们等地的交通要道 。 四周群山环绕，峰峦叠起，仲介洞、水砧洞、柳亭村、学校村、北花莲里、南花莲里、小营、磨盘、东沟、上村、中村、鸡林村、卢家村等 10 余个朝鲜族聚居的自然屯坐落在各个沟口，村民有 700 余户。

　　1931 年 10 月，中共海兰区委成立，所辖支部包括花莲里支部、东盛涌支部、桦尖子支部，李相根任区委书记。海兰区委成立后，在延吉县委的领导下，11 月初发动花莲里一带农民开展了秋收斗争，翌年又开展了春荒斗争。斗争从最初的减租减息发展为没收地主老财的粮食，进而发展为严惩恶霸地主、清算亲日走狗的斗争。

　　1932年 10 月中旬，花莲里游击队 2名队员在南昌益带领下，装扮成日本缉私队员，三更半夜摸到桦尖子伪警察分署，往大门缝里递进伪延吉缉私队长的“明信片”，骗开大门，闯进屋里，夺取了 10 支步枪和衣物，花莲里游击队的长短枪增加到 30 余支。 10 月下旬的一天，伪护路军趁着游击队外出，闯进花莲里，抢去了老百姓牲口和粮食。金顺德闻讯，率领 15 名游击队员埋伏在道边，俘虏 4 人，缴获步枪 4 支，夺回了被抢的牲口和粮食，还给了主人。

　　①  1961年，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上述遗址被列为州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顺德、南昌益领导的花莲里游击队在磨盘山、依兰沟、老头沟、花莲里、八道沟等地袭击敌人，烧毁汽车，缴获枪支、白布、防水布、胶鞋、缝纫机等物品，壮大了游击队的实力，使花莲里根据地名声大振。

　　面对日本侵略者“讨伐 ”变本加厉、不断升级的严峻形势， 1932年末，花莲里根据地军民转移到王隅沟根据地。

　　八道沟抗日游击根据地    八道沟抗日游击根据地位于今延吉市朝阳川镇长胜村和依兰镇石人沟一带偏僻山区，地处烟集河上游，几条小溪由西北向东南流入布尔哈通河。烟集河两岸地势平坦，耕地肥沃，河谷两面层峦叠嶂，树林茂密，地势险峻，形成天然屏障。这一带敌伪势力鞭长莫及，群众基础好，北部与王隅沟、三道湾两个根据地相邻，南与局子街、朝阳川接壤，是个开展游击活动的好后方。

　　1931年秋，八道沟区区委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秋收斗争，动员 2000 余名群众，围住地主张折兰宅院，强烈要求减租减息，实行“三七制”“四六制”，迫使延吉道尹公署同意实行减租减息要求，取得了秋收斗争的胜利。

　　1932 年春，八道沟群众在区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春荒斗争，清算恶霸地主和汉奸走狗。他们打开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打击了日伪反动势力。

　　日军为了镇压抗日力量，纠集重兵对八道沟进行大规模的“讨伐”，大肆搜捕、残杀革命群众，在凤林洞、大马鹿沟、新兴洞、小八道沟、永昌洞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惨案。1932年，八道沟区区委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继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将八道沟、太阳、烟集等地抗日军民转移到石人沟、富岩洞和长财村，并以此为中心，创建了八道沟抗日游击根据地。

　　八道沟军民的抗日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势力，对日伪反动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1934年秋，日本侵略者派遣精锐部队，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疯狂进攻八道沟根据地。八道沟军民不怕牺牲，顽强地反击敌人。区委考虑到敌强我弱，为保存革命力量，转移到三道湾抗日根据地。

　　石人沟抗日游击根据地    石人沟抗日游击根据地位于今延吉市依兰镇石人村，是八道沟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石人沟附近的自然屯有白安洞、潘家屯、龙山屯、石人村、水洞、新仓、三山村等，村民约 200户。根据地创建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当地人民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多次击溃敌人的“讨伐”，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1933 年 4 月，在县委和区委的领导下，八道沟区苏维埃政府（不久改为八道沟区人民革命政府，下辖石人沟、富岩洞、长财村苏维埃政府）在石人沟新仓成立，选举金昌俊为政府主席。八道沟区苏维埃政府公布了实施纲领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政策措施以及领导成员的分工，并整顿了赤卫队、反日自卫队等群众抗日武装及妇女会、农民协会、少先队等反日团体。这些团体在组织生产、支援前线、站岗放哨、侦察敌情、配合游击队与敌人作战、保卫根据地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日本侵略者慑于日益发展壮大的抗日力量，经常对根据地发起灭绝人性的“讨伐”，到处杀人放火，实行野蛮的“三光 ”政策。1933年 12 月，在三山村西北沟有 150余名抗日群众惨遭“讨伐”队杀害。但是，根据地军民不畏强暴，与敌人开展了英勇的斗争，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部分队员在王德泰率领下，在新仓侧峡谷内伏击敌人，消灭了正在进犯根据地的敌骑兵队。

　　石人沟根据地虽然存在时间只有一年多，但根据地军民不畏强暴，英勇战斗，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

　　石人沟兵工厂与延吉炸弹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与各级党组织在支援抗日义勇军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着手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延吉县委和延吉区委根据中共中央、满洲省委和东满特委的指示精神，积极创建反日游击队，并号召各游击队尽快用武器装备队伍。抗日军民响应东满特委的号召，一面开展夺枪行动，一面创办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等小型工厂，制造弹药，修理枪械，制作军服，印刷课本、传单、报刊等，解决军事物资和日用品短缺的困难，踊跃投入到反“讨伐”战斗中。

　　1932 年 7 月，在延吉县委的指示下，石人沟建起了地下兵工厂。为了避免敌人的“讨伐”，兵工厂后来转移到王隅沟北洞的山沟里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满地区最早的兵工厂之一，不久扩建为兵器修造所。在简陋的兵工厂里，10余名战士当技术工人，一开始，修理枪支，制造大刀、长矛等简陋武器 。后来，他们手工操作，首先试制了有声炸弹和辣椒面炸弹，在此基础上成功试制了威力更大、使用方便的延吉炸弹。

　　延吉炸弹由炸药、炸药筒、生铁片、外壳、铁丝制成，炸药筒和外壳都是用洋铁片制造，椭圆形，有一孔，孔中插入引火线。炸药筒内装炸药，炸药筒和外壳中间塞满生铁片或玻璃碎片、辣椒面等，外壳用铁丝捆扎成网罩状。引火线露出壳外，长约 7 厘米。延吉炸弹需点火引爆，因此又叫点火炸弹。

　　延吉炸弹按照其大小与作用可分为特号弹、一号弹、二号弹、三号弹 4 种：三号弹用于突击或奇袭等，一般当作手榴弹使用；二号弹比三号弹大一些，一般用于进攻战或站岗时发信号用；一号弹威力很大，用于爆破敌人碉堡等；特号弹威力最大，主要用于防卫战。延吉炸弹常用敌人的罐头盒子做外壳，盒里装上炸药，插入雷管，接上导火线后焊死，以防漏气。所用炸药，部分是五凤金矿工人偷出送给游击队的，部分是游击队攻打日军霸占的老头沟煤矿、天宝山银铜矿时缴获的。游击队攻城或袭击矿山、铁路、工地时，注意搜集电线、炸药、雷管、带有硫磺的瓷瓶等材料，群众也主动拣些破铁锅、废锄头、废犁铧等废品送到兵工厂。

　　1932 年 9 月，在依兰区春兴街附近，游击队用一号炸弹炸毁3辆日军卡车，打死 20 余名敌人，缴获步枪 20 余支。1933 年春，日军“讨伐”队再次进犯王隅沟，被合水村女游击队员崔淑发现。崔淑把日军引进一间小草房，和其他游击队员一起，用延吉炸弹将他们全部炸死，保卫了王隅沟根据地人民的安全。

　　1932 年 11 月后，日军的“讨伐 ”更加频繁，“讨伐 ”范围不断扩大。这一时期，游击队在不断壮大，对武器弹药的需求也在增多。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将兵工厂转移到王隅沟东北处的芳草岭后山等偏僻山沟，克服设备简陋、材料奇缺、条件恶劣等困难，制造炸弹、炸药，维修各种枪械。为了增加延吉炸弹的多种功能，增强其杀伤力，他们发挥聪明才智，把碎玻璃碴和辣椒面装到炸弹里，把人畜粪便和臭水沟里的污泥搅在一起，烘干后研成粉末，和火药拌在一起，炸弹外部用铁线捆绑，并留有挂钩，以便游击队员带在腰间。这种特制的延吉炸弹不仅臭气熏天，而且效果奇特，敌人被炸伤后伤口会受到感染，难以治愈，因此杀伤力很大，极大地满足了抗日武装的需要。

　　延吉炸弹是延吉抗日军民斗争智慧的产物，在极端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威力，震慑了敌人，深受游击队战士们的青睐。

　　抗日游击根据地积极开展各项建设    1932 年冬至 1933 年春，东满其他各县也相继开辟根据地，大多在方圆六七十里到百余里之间，人口少则六七百人，多则一两千人，根据地人口总数约 2 万人。创建反日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成为东满地区抗日斗争的主要形式。这些根据地先后成立区、村苏维埃政府或代行人民政权职能的革命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成为积蓄和壮大人民抗日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在王隅沟、八道沟、三道湾等地开辟根据地后，中共延吉县委领导苏区人民开展各项建设工作，在加强党的建设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基础上，制定出一系列法令和政策，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苏维埃建设工作大纲》在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条件、组成方式、工作职权、工农兵民主权利、土地政策与经济制度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规定。

　　在政治上，废除旧政权的法令和一切压迫、剥削人民的制度，规定“中农、贫农、雇农、苦力、手工业者、工人、游击队士兵等十六岁以上男女，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富农没有这种权利”，实行民族平等，男女平等，保障工农兵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 “宣布八小时劳动制及最低标准劳动工资”。

　　在经济上，废除封建剥削制度，“没收中、日、韩一切地主阶级及走狗的土地财产，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及游击队战士，取消高利贷和苛捐杂税”，对农产品实行累进税，取缔朝鲜人民会金融部，组建无利息货款的农民信用社。对以贩卖日用必需品及从事手工业生产为目的的合作社和小商人予以免税。《大纲》还制定了土地政策：没收地主及亲日走狗的所有财产，但不触动富农和中农的土地。土地分配以劳动力为基准，即男子 15 岁以上 50 岁以下、女子 15 岁以上 40 岁以下者为一个劳动力，实行平均分配，但通常以贫雇农利益为中心。女子也必须分配土地，以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剩余的土地分配由苏维埃政府管理，在一定时期内原则上不允许买卖，将来一切土地全部归苏维埃政府，农民只有土地耕种权。《大纲》认为，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在根据地，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最重大的社会变革。

　　在军事上，将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和赤卫队集中到根据地，整编为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由延吉县委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使游击队成为王隅沟、八道沟、三道湾三大块根据地及苏维埃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柱石。在扩充游击大队、健全党的领导作用的同时，在根据地成立农民自卫队和以少先队为主体的青年义勇军等半军事性群众武装。据统计，1933 年 1 月至 1934 年 5 月间，农民自卫队有 630 余人，青年义勇军有 280 余人，均属于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的 3 个中队 。1933 年 9 月，全东满共有反日会员1.9 万余人，农民自卫队员和少先队员（即青年义勇军）1600 余人。这些群众武装与妇女会、儿童团等反日群众团体一道，积极参加根据地生产、支前、护理伤病员、站岗、侦察、通信、宣传等活动，配合游击队作战，为根据地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生产上，根据地党组织和政府把粮食生产作为头等任务，发动和组织群众从事生产劳动 。 由于敌人实行军事“讨伐 ”和经济封锁，加上当地生产条件很差，粮食生产非常困难。“春耕的牛是最大困难，比如湾湾沟春耕最少要一百头牛，现在只有四头牛和四匹马”。而且，由于“左 ”倾思想的影响和生产组织方式的错误，“从别处移过来难民的农村，各团体的工作人（员）差不多不参加劳动”。为此，政府规定：凡在根据地内居住的党、团员和群众，都必须参加生产，否则被逐出根据地。为了解决生产资金，政府组织合作社，“可是一点资金也没有，比方湾湾沟苏维埃最近才从各方面没收回来得到一百元做合作社资本，群众有的一文钱也没有。”面对种种困难，各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解决资金难题，保证春耕的顺利进行。游击队也抽出相当的人力、物力，帮助群众解决牲口、种子等种地所需的物资。由于政府和全体军民重视农业生产，根据地缺粮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在军工生产上，苏维埃政府自力更生，创办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等小型工厂，制造弹药，修理枪械，制作军服，还印刷课本、传单、报刊等，解决军事物资和日用品短缺的困难。王隅沟北洞兵工厂是东满各根据地中规模最大的兵工厂，主要修理枪械，也生产子弹、手榴弹、土炸弹、战刀、手枪等武器。当时，东满各根据地共有小型兵工厂4个，技术工人 18名；被服厂4个，技术工人 36 名，缝纫机 25架；印刷厂 3个，油印机 18 台。这些工厂虽然规模小、设备简陋、生产能力差，但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生产出许多军需物资，支援抗日前线，使根据地成为东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可靠依托和战略基地。

　　在文化教育事业上，根据地坚持和发展了适应战时需要的抗日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1932 年冬，苏维埃政府颁布《小学义务教育法》，开办各类学校，对学龄儿童进行义务教育。学校以抗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为教育重点，自编教材，普及了文化知识，提高了学生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 。学校还组织儿童团，在团组织和老师的指导下，组成文艺宣传队，自编戏剧、歌谣、舞蹈等节目，慰问抗日军民，有时还跟随游击队前往敌占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3 年春，八道沟区苏维埃政府在富岩洞建立了儿童俱乐部。八道沟区区委选派教育部部长兼共青团书记李倍日和少年儿童团队长金贞淑负责儿童俱乐部工作。儿童俱乐部有 16 名 10 岁至 14 岁的学生，集体住宿，平时学习文化课，业余时间排练文艺节目，为游击队员和根据地群众表演节目，有时还潜入五凤金矿，为工人演出 。很多工人受到他们的影响，加入了游击队。1933 年 9 月，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联合在三道湾驻防的反日士兵，成功袭击了八道街和五凤金矿。当天晚上，他们在长财村召开兵民联欢会，儿童俱乐部演出文艺节目，鼓舞了官兵的斗志。

　　1935 年 2 月，延吉游击根据地军民迁移到车厂子 。根据地政府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将缴获的生活物品首先供给学校，保证了教育事业继续发展。

　　根据地政府还重视成人教育，开办识字班、夜校，开展扫盲、识字运动 。 1933 年起使用自编教材《成人基础读本》，其中有“一、工人、农民、兵士；二、革命……五、剥削阶级；六、被剥削阶级；七、劳动和读书；八、学习是革命”等内容。教学采取流动教学、实物教学、群众互教互学等多种形式，提高学员的政治、文化素质。

　　在根据地，以抗日救国和民族解放为内容的朝鲜族文学艺术有了新的发展 。在歌谣、戏剧、散文、诗词等体裁中，抗日歌谣创作最为活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强烈的革命性、鼓动性，代表性的有《九一八事变歌》《反日歌》《抗日联军战歌》《十进歌》《总动员歌》《最后决战歌》《游击队进行曲》《延吉监狱歌》 《赤旗歌》等歌谣。这些歌谣热情歌颂了抗日军民的英雄业绩，表达了朝鲜族人民向往民族解放、建设新社会的理想，反映了火热的战斗生活，揭露了日伪的黑暗统治，很多抗日歌曲流传至今 。根据地创作演出的《血海之唱》《战斗的密林》《庆祝大会》等话剧和歌剧，真实地反映了延吉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生活和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

　　此外，根据地还油印发行《两条战线》《斗争》《战斗日报》等报刊，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罪恶行径。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部分文稿存在“左”倾思想错误，误读了党内斗争和抗日斗争策略，但从总体上讲，对统一党组织和抗日队伍的思想、争取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建立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激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斗志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粉碎日军第一次“大讨伐 ”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地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边的抗日军民在不到 2 年的时间里，先后开辟了延吉县、汪清县、和龙县、珲春县四大片游击区、20余个大小不等的根据地。根据地党员总数达到 1200 人，团员 1300 人，根据地军民达到 2 万余人，成为伪满洲国的“心腹大患”，延边抗日游击根据地成了敌人“讨伐”的重点。

　　1932 年初到 1935 年春，日本侵略者调集大批正规军和伪军，先后向延边地区的根据地发动 3 次“大讨伐”。从一开始进攻几个根据地，扩大到全面进攻所有的根据地；兵力增加到上万人；由日军单独行动发展到日伪联合进攻；“讨伐 ”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时间一次比一次长，手段一次比一次残暴，动用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1932 年初，日本侵略者从辽西战场和朝鲜调遣部队，准备对东满抗日武装进行第一次“大讨伐”。4 月3 日，由驻朝鲜罗南第十九师团组成的“间岛 ”派遣队侵入延吉、龙井等地，实施疯狂“扫荡”和大屠杀。派遣队所到之处，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无数群众惨遭杀害，大片村庄化为灰烬，“仅仅延吉湾湾沟一个地方（现在以前还是依兰区党的一个支部的范围)，就屠杀了一百五十余人。 日本帝国主义毁灭了无数的农村，湾湾沟二十几〔里〕长及其附近的一条沟十余里长，汪清永昌间以及其他各县的许多大小农村烧的一个房屋也不剩，他甚至把农民在房屋被烧毁临时盖的土幕（类似马架子人——引者注)也烧毁”。其“讨伐”的规模和残暴程度远远超过了“庚申年大讨伐”。4 月17 日，日本关东军平贺部队从长春向东满增援，与“间岛 ”派遣队会合，关东军鹤见部队也从宁安县向东满进犯 。这 3 股日军先后侵占延吉、汪清、和龙、珲春等地的城镇和乡村，纠集当地军警和伪武装自卫团，疯狂“围剿”抗日群众。

　　在敌人“大讨伐 ”中诞生的反日游击队、赤卫队，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在延吉县委和各区委的领导下，和抗日群众积极开展反“讨伐 ”斗争 。面对日伪军联合“讨伐”，游击队、赤卫队和抗日群众用猎枪、土炸弹等简陋的武器，采取突然袭击、速战速决的游击战术，攻击敌人的小股部队和据点，多次取得胜利。

　　1932 年 5 月，日伪军集结五六百人的“讨伐 ”队进犯三道湾根据地，在飞机的轰炸扫射配合下，各个村庄变成一片废墟。19日，日伪军再次对三道湾一带进行“大讨伐”，400 余名抗日军民奋起反击，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

　　同月，延吉县凤林洞游击队员在帽儿山设下埋伏，袭击 2辆日军汽车，打死打伤 10余名日伪军；依兰沟赤卫队和妇女队袭击九龙坪伪警察署，打死打伤多名伪警察。

　　6 月，王隅沟游击队在崔贤的指挥下，在依兰沟以北吉青岭北坡袭击日军军用车 1辆，击毙日军 1人，缴获 5支枪。

　　9 月，王隅沟游击队在盂地庄岭（今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南）北坡袭击日军“讨伐”队军车 1辆，击毙日军军官 2 人、士兵 3人，缴获 5 支枪和1000 余发子弹。联合南阳村自卫队在春兴村西山附近袭击日军军车 1辆，击毙日军4人，缴获4支枪和 150 发子弹。

　　11 月15 日，日本侵略者集中兵力对三道湾、花莲里、王隅沟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实施冬季“大讨伐”。

　　12 月，延吉县游击队袭击八道沟镇，烧毁日伪军汽车，缴获胶鞋、棉布等物资；并在王隅沟与日伪军“讨伐队”激战两昼夜，将日伪军击退，杀敌 20余人。

　　1933 年初，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 20 余名队员在细鳞河梨花洞设下埋伏，袭击日军；40 余名游击队员与驻百草沟日军守备队、依兰沟伪警察、伪自卫团组成的“讨伐”队交战；50 余名游击队员在花莲里与日本宪兵队、警察、伪自卫团交火。1 月9 日，10余名游击队员在朝阳川东南马鹿沟与日警交战。15 日、19 日，游击大队在铜佛寺西北苇子沟与日军守备队和警察发生战斗。20日，与山林队海龙部队联合，在王隅沟与日军守备队、警察、伪自卫团激战 7个小时，打退了敌人的联合“讨伐”。22 日，游击大队在烟集岗（今依兰镇台岩村附近）与日警和伪自卫团交战 3 个小时。31 日，20 余名游击队员在苇子沟姜村袭击 11 名日本警察。同日，游击大队与铜佛寺日警和伪自卫团在大桥洞战斗40分钟。

　　2 月，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在依兰沟西北合水村（今延吉市依兰镇古城村村委会驻地）东南伏击日军炸毁汽车 2辆。游击大队一部在王隅沟伏击日伪“讨伐”队，毙敌 20余人。13 日、14 日， 50余名游击队员在张芝营草甸子与“讨伐”队交战，歼敌数十人。

　　9 日、17 日，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在苇子沟击退日本宪兵队、警察和伪自卫团的两次进攻。20 日，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 20 余人在细鳞河石磨洞与 80 余名日本宪兵交战，在苇子沟与日军“讨伐”队交战。28 日，120余名游击队员在烟集岗与日军守备队和警察展开了激战。

　　3 月，日伪当局调集 3000 余兵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对延吉县的依兰沟、石人沟、三道湾，汪清县的小汪清、珲春县的大荒沟、烟筒位子等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讨伐”。在中共东满特委的直接领导下，抗日军民奋起反击。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在八道沟富岩伏击日军“讨伐”队，击毙日军指挥官及数名士兵。游击大队一部在烟集岗袭击伪军，歼敌 8 人，缴获枪支8 支。游击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金顺德带领游击队员化装成农民，奇袭烟集岗伪自卫团团部，处死民愤极大的伪自卫团团长，缴获枪支 20余支。同月，依兰沟日军守备队、太阳村和九龙坪的伪自卫团百余人凑成“讨伐”队，进犯王隅沟根据地北洞古城村，驻扎在北洞的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第四、第五中队 60 名战士埋伏在烟筒砬子山顶。烟筒砬子山位于台水村西北 100米处，高出地面约 50 米，山脚下有一条公路，是九龙坪去古城村的必经之地。当日伪“讨伐”队 50 人朝西北方向走来经过烟筒砬子时，游击队当场击毙 6 名伪军和 9 匹战马，随即发起冲击，敌人不战而逃，游击队缴获步枪6支、战马 1 匹。

　　3 月15 日，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百余名游击队员在五道沟与日军守备队和八道沟警察交战。21 日，日军金谷部队联合依兰沟伪警察偷袭四方台，百余名游击队员展开反击战，打退了敌人。

　　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援下，联合反日部队，主动出击，先后攻打八道街、老头沟街、五凤金矿、天宝山银铜矿等日伪主要据点和矿区，消灭了许多日伪军，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但是根据地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1932年冬，东满特委和延吉县委驻地古城村东入口处房屋被毁，特委机关转移到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延吉县委留下来坚持斗争，一直到 1933年秋。


　　王隅沟抗日游击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