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二）

　　日本侵略者对延吉文化的侵略    九一八事变后，延吉教育事业陷入停滞状态，学校被关闭，学生失学。朝鲜族学校一律由朝鲜总督府接管，强行停办有反日倾向的学校，由亲日分子把持学校的领导权，并严密监视师生的活动。

　　从 1932年开始，延吉恢复公立学校 3所，学生939名；恢复民众学校 2 所，学生 158 名。同年 8 月，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联立职业中学更名为伪间岛省立延吉工科中学。吉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更名为伪间岛省立师范学校。1935 年 7 月，延吉工科中学更名为伪间岛省立延吉农林学校。到 1936 年，延吉有各级各类中小学 18所。

　　1937年，日伪政权颁布《关于新学制施行要纲》，废除中小学“六三三制”，实行“四二二制”，旧制初级、高级小学改编为国民、国民优级学校，实行“四二制”。旧制中学和职业学校实行四年制，中学改为国民高等学校，缩短年限，降低文化程度，推行殖民主义的“实业教育”政策。同年 12 月，朝鲜总督府管理的朝鲜族教育移交伪满洲国政府，按伪满洲国教育法令进行改制。改制后的延吉学校大为减少，由 1936 年的 18 所下降到 1938 年的 10所。

　　1938 年，伪间岛省立延吉农林学校改为伪间岛省立延吉国民高等学校（农科），伪间岛省立延吉师范学校改为伪间岛省立师道学校。1939 年 4 月，伪间岛省在延吉创办伪间岛省立延吉工业学校，修业年限为4年。

　　1941 年 6 月，伪私立间岛王道书院成立，修业年限为 3 年。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 日本为适应战时体制需要， 1942 年 5 月发布《征兵令》，每年强征成千上万的朝鲜族青年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发动“皇民化运动”，对应征适龄人员讲授速成日语。伪间岛市有日语讲习所 5 处，学生 266人，教师 12人。

　　1942 年，日本侵略者加紧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将日语定为“国语”，强迫朝鲜族学生说日语、改用日语姓名，在朝鲜族中小学禁止使用朝鲜语，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教学和日常用语日语化，违者受罚。1944年，伪间岛省公布《学生勤劳奉仕法①》，强迫伪间岛市各国民高等学校的朝鲜族毕业班学生全部参加“勤劳奉仕”活动。 日本侵略者打着“大东亚主义”“日鲜一体、一视同仁”“五族协和”等骗人的旗号，推行奴化教育。在学校，强迫师生每天早会上背诵“皇国臣民誓词”，行“宫城遥拜”礼一次。在课程安排上，日语课取代朝鲜语课，把日本历史当作本国史，任意延长军训与勤劳奉仕期限。 日本侵略者还严令女生留短发，中学男生穿类似日本军服的国防色统一校服，头戴战斗帽，胸带名签。

　　日本侵略者对汉族学校也强制实行奴化教育，要求学生每天背诵诏书，遥拜日本帝宫和建国神庙，不准学生说自己是中国人。七七事变后，向学生灌输“日满亲善”“同文同种”等奴化思想，说什么“日满亲邦”“日满是一个祖宗”，鼓吹“大东亚共荣圈” “共存共荣”，派日本人进驻学校，独霸学校大权，加强对学校的统治。

　　①  奉仕：日语词汇，意为服务、效力。

　　日本侵略者标榜“民族协和”“一德一心”，实际上大搞民族离间、民族对立，以巩固其殖民统治。尤其是对朝鲜族实行怀柔政策，控制朝鲜族少数上层，划分民族等级，离间朝鲜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极力鼓吹日本民族是“高等民族”，应居于领导地位。

　　在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殖民统治下，延吉各族人民过着前所未有的苦难生活。

　　二、党的抗日主张与延吉人民的响应

　　中共东满特委响应中共中央、满洲省委的抗日主张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1931 年 9 月20 日、22 日先后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东北，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罪恶行径，谴责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镇静忍耐 ”“坐待帝国主义宰割”，出卖民族利益的立场，号召广大民众用“革命铁拳”，制止日本帝国主义暴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决议》还明确提出：东北的各级党组织更应加紧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满洲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以武力“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9 月19 日上午，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军入侵后的形势，制定斗争方针、任务和口号，并于当日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20 日中共满洲省委和团满洲省委共同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22 日作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及目前党的紧急任务》决议；23 日又作出《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 这些文件在揭露日军侵略行径和谴责国民党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同时，明确提出武装抗日的主张，指出满洲的朝鲜族劳苦群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广大的、革命的中国工农兵携起手来，直接参加伟大的中国革命，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才能争取民族的真正解放。号召广大群众紧急行动起来，开展罢工、罢课和武装起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吉，东满特委迅速作出反应。9 月25 日，东满特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详细分析万宝山事件、九一八事变后东满的斗争形势，认为延边是日本侵略东北的“要冲”，日本在军事上侵占延边已“成为朝夕的问题”，表示东满党组织决定加强党的建设，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斗争。28 日，东满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分析研究九一八事变后延边的形势，决定选拔优秀干部，组织并扩建党领导下的反日游击队，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会议还通过了《反对日帝占领满洲紧急决议案》和《兵士运动决议》，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开展反日武装斗争。30日，东满特委向省委呈上报告（东字第二十六号），详细汇报局子街日伪动态和民众的恐慌心理，根据地方实际提出了斗争方案，指出反对日本占领满洲要配合目前的秋收斗争与一切实际问题，深入到中国工人、农民、士兵群众当中，扩大真正弱小民族自决的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操纵的所谓“韩人自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挑拨民族感情，反对一切走狗团体的欺骗与敲诈，发动游击战争。同日，东满特委就朝鲜汉城甲子俱乐部理事、亲日走狗曹秉相等人到延边网罗一批人，筹建亲日组织“民生团”一事发表声明，揭露“民生团”所谓“民族自治”的反动本质。声明指出，少数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实现民族自治，号召东满全体党员深入开展抵制“民生团”的“韩人自治运动”。

　　延吉党组织领导下的秋收、春荒斗争    九一八事变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浪潮，延吉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转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新阶段。“龙井村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即 9 月28 日，东满特委召开各县领导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分析延边出现的新情况，决定各县党组织“发动群众示威，反对日本占领满洲，配合目前的秋收斗争与一切实际问题”，以中共东满特委的名义发布宣言和通告，同时在局子街散发《告士兵书》，加紧对爱国士兵的宣传、发动工作。东满特委还发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紧急决议案》《东满农民斗争纲要》《关于士兵运动的决议》等文件，号召各族各界人民掀起抗日爱国运动，建立和扩大各种抗日团体，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

　　延吉各族人民坚决响应满洲省委和东满特委的号召，在中共延吉区委领导下，纷纷举行反日集会和示威游行，在 1931年秋和 1932年春，迅速掀起了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史称秋收、春荒斗争。

　　秋收斗争  减租减息斗争，一直是延边农民运动的焦点。东满特委根据抗日斗争日益高涨的形势，因势利导，提出“打倒日本走狗”“打倒反动地主”“实行三七、四六减租”等反帝反封建口号，指示各级党组织发动农民协会，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秋收斗争。广大朝鲜族贫苦农民和其他各民族农民一道，与封建地主阶级及其走狗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强大的农民斗争压力下，吉林省军阀政府终于做出一些让步，发布了《六四制租佃办法》等减租减息法令。但是，地主阶级拒绝实行租佃法令，勾结封建军阀和日本侵略者，处处镇压农民群众的抗争。

　　1931 年 8 月，在中共延吉县委和延吉区委领导下，三道湾兵民革命委员会委员长王中山认真贯彻执行东满特委关于秋收斗争的决定，在三道湾发动、组织农民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和“废债斗争”，逮捕并处决了一批亲日走狗，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和日伪统治势力。

　　9 月，延吉县官道口、大箕洞 800 余名农民在党组织领导下，高喊“实行三七、四六减租”等口号示威游行，包围地主庄园，打开粮仓，把囤积的粮食按“三七制”“四六制”，将大份额粮食分给贫苦农民，揭开了东满地区秋收斗争的序幕。

　　10 月，延吉区、依兰区、海兰区农民协会联合成立了由 13人组成的秋收斗争委员会 。他们在延吉区委的领导下，发动2000 余名群众，包围了苇子沟大地主陈奎和海兰江大地主孟胡雨的庄园。但地主们拒绝按“三七制”“四六制”减租，愤怒的农民打开谷垛，按“三七制 ”“四六制 ”把大份额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局子街附近 2000 余名农民在农民协会的组织下，在小营子召开誓师大会，要求地主在“三七制 ”减租书上签字，按减租法把粮食分给佃农 。 同时，几千名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冲到局子街，包围伪警察署，抗议反动军警镇压农民的罪行，伪警察署被迫释放了被捕的群众。取得胜利的农民群众分成两路，向朝阳川、八道沟方向进军，发动沿途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10 月末，中共东满特委宣传部部长、延吉区委书记曹基锡根据东满特委的指示，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由磨盘山党支部书记姜泰益等 5人组成的减租减息斗争委员会，再次在磨盘山一带发起声势浩大的秋收斗争。11 月5 日，数百名农民在减租减息斗争委员会率领下，涌入小营子杨口城大地主宋宝盛庄园，提出“三七制”减租要求，小营子附近的龟岩洞、回阳村、杨口城、南阳洞等地的农民也前来参加斗争。局子街伪西沟公安分驻所巡警突然闯入谈判场所，逮捕了 5名谈判代表。曹基锡立即组织反帝同盟、农民协会、共青团、妇女会、少先队的积极分子和农民群众 2000 余人，潮水般涌入伪西沟公安分驻所。伪分驻所所长被迫释放 2 名谈判代表，并告知其他 3 名代表已押送到伪警察署。6 日晚，2000余名群众手持火把，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三七 ”“四六 ”等口号，押着伪分驻所所长向局子街中心进发 。沿途不断有群众自愿加入，汇成了 5000 余人的游行队伍。他们围住伪延吉县公署大楼（位于今延吉市进学小学址），高呼“把农民代表交出来”“县官老爷出来见面！”伪县知事惊慌失措，被迫释放 3名谈判代表，并同意实行减租法令。群众队伍回到杨口城，地主宋宝盛被迫打开谷垛，按“三七制”“四六制”把大份额粮食分给农民，秋收斗争取得了胜利。

　　11 月7 日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14 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乘着秋收斗争胜利的东风，曹基锡买来数百张五色纸，写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趁夜散发或张贴，并将部分宣传标语贴在局子街日本领事分馆和伪警察署的墙上。日伪当局恼羞成怒，四处搜捕秋收斗争的组织者和散发标语者 。8 日凌晨，延吉女子师范学校和职业中学的共青团员们准备散发传单和标语，在路上被敌人发现。敌人纠集大批军警和自卫队，以局子街为中心展开大搜捕，曹基锡不幸被捕，被押送到伪延吉监狱 。幸好一起被捕的人当中除共青团延吉区委书记俞仲杰以外，无人知晓曹基锡的真实身份，曹基锡被安全释放。

　　这场规模浩大的秋收斗争持续了 4 个多月。在中共东满特委和延吉党组织的领导以及农民协会、赤卫队的有力配合下，广大农民群众被充分地动员起来。他们不顾反动当局的镇压，义无返顾地投入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走狗的斗争中。据统计，全东满共有 1.5 万余人参加了这场斗争，并部分实现了斗争目标。虽然由于日伪军警的破坏和阻挠，斗争未能取得完全的胜利，但是它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勇气。

　　春荒斗争  1931 年底，东满特委召开明月沟会议① , 讨论今后工作任务,同时还部署利用年关之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反债务、反捐税、夺粮度春荒等方面工作。

　　在中共东满特委的领导下，各县委党团员深入农村，着手开展春荒斗争的准备工作，斗争锋芒直指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 1932年，中共延吉区委组织农民群众，开展了以夺粮度荒为主要内容的春荒斗争。

　　1932 年春，中共依兰区委在南阳村为被亲日走狗告密而牺牲的南阳村党支部委员李太极举行了追悼会。会后，龟岩洞、新光、南阳等地的群众开展示威活动，没收了走狗韩秉烈、朴龙极、崔凤瑞的财产，打开了地主温永贵和孟某的粮仓，分给群众和因抗日入狱或牺牲的家属。

　　在依兰区委的领导下，依兰沟附近南阳、新光、春兴、龟岩洞等地的数百名农民成群结队，清算亲日走狗，没收其粮食和其他财产。他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亲日走狗”“向地主借粮度荒”等口号，向九龙坪进发，拉开了春荒斗争的序幕。

　　与此同时，依兰沟北部王隅沟、青鹤洞、风栖洞、元寿洞等地的 400 余名群众集结在柳菜村，打开亲日地主元龙宝、黄日宝的粮仓，把囤粮分发给饥饿的农民。

　　面对轰轰烈烈的春荒斗争，亲日地主们魂飞魄散，逃进九龙坪日本警察分驻所 。依兰区委和王隅沟区委组织 1200 余名群众来到九龙坪日本警察分驻所门前，强烈要求立即交出亲日走狗。 日本侵略者打电话从延吉调来 50 余名日军守备队，驱赶示威群众 。示威群众毫无畏惧，继续与日军守备队顽强斗争，日军守备队当场开枪打死打伤数人，进行了残酷镇压。

　　①  明月沟会议，即瓮声砬子会议。据延边党史工作者确认，原会议地址在安图县明月沟村，距瓮声砬子（今明月镇中心处）六七公里。据此，将过去所称瓮声砬子会议更正为明月沟会议。

　　通过这场斗争，人民群众深切地认识到武装斗争的必要性。

　　从 2 月开始，依兰沟赤卫队员袭击日本军警，夺取枪支，扩大反日武装赤卫队，开始了反日武装斗争。

　　依兰沟春荒斗争如燎原之火，迅速燃遍了延吉地区 。3 月初，花莲里农民群众在中共海兰区委的领导下，配合春荒斗争，开展了袭击地主庄园、强夺粮食的斗争。碧水村一个地主听到春荒斗争的消息，将粮食藏匿起来，群众连续 3 天未能搜出，愤怒之下推倒了墙垣和房屋，竟找到藏匿的粮食。群众当即痛殴地主，并分发了粮食。

　　花莲里夺粮斗争与清算亲日走狗的斗争同时进行。广大群众揪出恶贯满盈的金东厚等 4 名亲日走狗，清算 4 天，声讨其罪行，并分发了他们的财产。

　　1932 年 1 月，曹基锡出狱后来到北山村，组织开展春荒斗争 。3 月 20 日上午，他带领 400 余名农民在磨盘山五岩洞召开公审大会，公审北山村、河龙村、海兰村的李昌顺、金炳国等 6 名亲日分子 。愤怒的农民当场打死 5 名亲日走狗，将其埋在五岩洞（后来当地人称五岩洞为“狗沟”）。 金今锡因态度较好，被当场释放，经教育参加游击队，后在夺取敌人武器的战斗中牺牲。

　　3 月26 日，日伪警察接到李昌顺家属的告发，前往五岩洞等地开始了疯狂的报复，姜浩益、郑龙男等 8 人被捕。27 日，金长春等 9 人被捕。28 日，日本侵略者出动 2 辆军车，载着全副武装的“讨伐”队再次前往北山村，准备抓捕正在北山村开会的曹基锡等 11 名延吉区委干部 。正在南阳村的区委干部金南俊立即组织南阳村、北山村的 300 余名群众围住军车，阻止“讨伐”队进村。 日本军警与愤怒的群众相持了 3 个多小时，气急败坏，开枪射击，当场打死 7 名无辜群众，打伤 14 人，曹基锡等 11 名区委干部被捕，押送到伪延吉监狱，延吉区委再次遭到严重破坏。

　　4 月 1 日，由于叛徒告密，曹基锡身份暴露，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 。曹基锡视死如归，严守党的秘密，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暴行 。4 月23 日早晨，日本军警出动骑兵队和部分炮兵，沿着烟集河两岸展开大搜捕，到达延吉区台岩村后，用大炮炸毁台岩小学和一家农户，并枪杀了 1 名妇女 。上午 10 时左右，日本军警返回兴安乡，将实现村团团围住。另一批军警用 2辆军车把监禁在伪延吉监狱里的曹基锡等人押往实现村北侧，关进破产地主张文焕土围墙里的 2 间茅草仓房。曹基锡踢开仓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大家跟他一起高呼口号 。 日本军警先是用机枪扫射，然后用刺刀乱捅，又灭绝人性地将仓房浇上汽油，放火烧死了曹基锡、俞仲杰等 30名共产党员和群众。曹基锡牺牲时年仅 28 岁，他那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形象，深深刻印在延吉各族人民的心中。

　　秋收、春荒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春荒斗争在“夺粮度荒”的口号下，清算日伪走狗，夺取武器，武装反日团体，斗争锋芒直指日伪反动势力。因此，与秋收斗争相比，春荒斗争声势更大，波及更广，反日思想更加突出，把东满地区的抗日运动推向了新高潮。

　　延吉人民在秋收、春荒斗争中走在东满各县的前列。广大农村完全控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手中，日伪政权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极大地鼓舞了延吉人民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勇气 。虽然由于日、伪军警的破坏和反扑，斗争未能取得完全胜利，但是党的反日斗争方针和政策在群众中得到了宣传。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夺取敌人的武器，组织了 10 余支赤卫队、别动队等抗日武装，为日后党创建反日游击队、开展更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群众基础。


　　依兰镇柳菜村“秋收”斗争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