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吉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二）

　　二、中共北山小学支部的建立

　　中共北山小学支部是中共局子街支部遭到破坏后，在延吉重新建立的基层党组织。

　　刘建章获释后，到延吉北山小学任国语教员兼体育课教员。这时赵启刚已因病去世。此前，赵启刚为建立党组织在北山小学做了不少工作。之后，北京香山慈幼院师范毕业生、共产党员曹振家、徐振基也相继来到北山小学，边教学边开展地下工作。在此基础上，刘建章利用学生自治会、武术队、壁报组等学生组织，秘密传阅进步书刊，把进步学生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继而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增强了党的力量。1930 年 3 月，经中共东满特别支部①批准，中共北山小学支部成立，党员有 5人。刘建章任书记，曹振家、徐振基、贾庆云、李世风为委员。

　　北山小学党支部成立后，他们通过教学及其他活动，在进步师生和青年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他们为砸烂旧世界而奋斗。介绍苏区的大好形势，讲解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才能得解放的革命道理，吸引了一批进步学生，壮大了革命力量。在党支部的带领下，许多教师利用班报、壁报等形式，介绍岳飞、文天祥等人的事迹，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他们还利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上街游行示威等形式，同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展开了斗争。

　　1930年4 月24 日，中共东满特别支部在省委《全满农民斗争纲领》和《在满韩人工农群众运动的决议（草案）》的指导下，成立五一斗争行动委员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红五月斗争”。延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起捣毁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机关，切断电话线，破坏公路铁路，处死一批日伪警察及其走狗，把没收来的地主的粮食、财产分发给贫苦农民。在这一斗争中，北山小学党支部发挥了重大作用。五卅惨案纪念日这一天，北山小学党支部决定次日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曹振家、徐振基把进步学生和青年召集到延吉公园开会，研究行动方案。不巧，有人把这一计划密告给校长刘庚辰 。刘庚辰大怒，宣布解雇曹振家、徐振基，并把此事报告给延吉县孙县长，孙县长下令逮捕曹、徐 2 人。主管教育的宋某思想比较进步，在他的极力劝说下，有关部门责令曹、徐 2人限期离开延吉。

　　曹振家、徐振基离校后，刘建章等 3 名党员没有停止革命斗争。他们随时与中共东满特别支部保持联系，更加积极地发动和团结群众，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0 年 10 月，敌人终于发现刑满释放的“共产党嫌疑犯”刘建章竟然是“共产党要犯”，于是伪警察局长亲自出马，同北山小学校长刘庚辰一起带人前去抓捕刘建章。学校员工张乐山事先得知这个消息，及时告知了刘建章。当天晚上，刘建章找到中共东满特别支部委员王耿，向他请示对策。王耿当即决定刘建章马上离开延吉，并结合东满地区缺少干部的实际情况，将刘建章派往珲春，任珲春县委书记。

　　至此，中共北山小学支部被迫解散。中共北山小学支部只存在了半年，但是在北山小学师生和延吉人民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火种，为后来建立延吉区委奠定了基础。

　　三、“红五月斗争 ”与敦额“八一暴动 ”在延吉

　　“ 红五月斗争 ”  为加强对东满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1930年 1 月，满洲省委派王耿到延边，开展恢复党组织工作。王耿前往和龙县八道河子，与前东满区委成员赵志刚取得联系，传达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研究恢复党组织的问题。八道河子是日本侵略者通往朝鲜的交通要道，戒备森严，不便开展工作。2 月，王耿、赵志刚等人在和龙县大砬子成立中共东满特别支部，王耿任书记，赵志刚、伊福海、姚一平任委员。2 月20 日，他们把支部工作地点转移到王耿任教的光开社泉坪村。在王耿的努力下，党员发展到 15 人，下设石建坪、大砬子、南阳坪、东良社、大坎子 5个支部。中共东满特别支部成立以后，各县相继成立党的基层组织，为反日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1930 年 4 月初，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动“五一”全国总示威运动的第 71 号通告精神，作出《满洲党团省委对于“五一”的工作决议》，要求有党、团组织的地方“都必须坚决组织广大群众示威”；各地要“迅速组织行动委员会，集中党团及一切力量推动这一工作”。根据上级指示，中共东满特别支部决定成立五一斗争行动委员会，开展“红五月斗争”，并在斗争中考察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印制传单，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反对高利贷剥削”“抗租抗税抗债”等革命口号。

　　5 月1 日，延吉农民、工人、学生在中共东满特别支部、五一斗争行动委员会领导下，拉开了“红五月斗争”序幕。他们高举反日旗帜，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举行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红五月斗争”浪潮。北山小学党支部委员曹振家（汉族）身穿朝鲜族服装上街演说，宣传革命道理，并在游行后参加了捣毁日伪机关的活动。党支部向广大师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激发了学生的爱国反日热情。

　　同日，龙井村除了日本的中央学校以外，20余所中小学全部罢课，召开群众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的殖民教育政策，反对国民党党化教育，提出要“实行培养民族独立精神的教育，实现工农需要的苏维埃教育”“延吉市散发传单外又在学校里召集少数觉悟分子会议，这也是用了秘密方式，不过在延吉散发的传单过多，的确调动了敌人严森的队伍。

　　“红五月斗争 ”声势浩大，迅速波及东满地区。5 月23 日至 25 日，中共东满特别支部派出由党员和斗争骨干组成的小分队、宣传队，深入各地农村，领导农民焚烧地主和高利贷主的契约、账据，没收地主土豪的粮食、财产，打击亲日走狗和土豪劣绅，把“红五月斗争”引向深入。5 月26 日，中共东满特别支部在平岗药水洞上村成立东北地区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扩大农民赤卫队（已有 50余人），并处决了罪大恶极的朴必钟等 5 名亲日走狗，焚烧了地主的契约和高利贷主的账据，将其土地、农具等全部财产都分给了群众。

　　为了推动“红五月斗争”的深入发展，再次掀起反帝反封建高潮，中共东满特别支部制定了“五卅暴动”计划，领导人民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中共东满特别支部认为，延边 40 万朝鲜族大多数是农民，其中 70% 以上是佃农、贫农，中农以下普通农民的生活极其贫困，更因为过去 3 年连年歉收，这一年又收成无望，除了暴动别无选择。而且，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尤其是高利贷主与农民的关系普遍紧张。金融组合当年（1930年）放债总额达 70 万元，东洋拓殖会社（简称“东拓”）放债 150余万元，日本人经营的朝鲜人民会金融部放债 400 万元以上。这些巨款农民要在当年秋冬之前偿还，但农民没有这个能力。为此，中共东满 特别支部提出：“延边各族人民联合起来举行‘五卅 ’暴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军阀政府”“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烧毁金融部，东拓救济会，高利贷金融组合” “抗租抗税抗捐抗放债”“争取八小时劳动制”“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等革命口号。

　　“五卅暴动”迅速波及全延边，局子街群众放火烧毁了小营子亲日地主、资本家的房屋。老头沟、二道沟、三道沟、八道沟、大砬子、开山屯、铜佛寺等地的群众也奋起捣毁当地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机关，打死一些日本警察及其走狗，还没收地主、高利贷主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并焚烧了高利贷契约和租券。

　　①  中共东满特别支部：亦称中共延边特别支部，成立于 1930年 2 月，以取代被敌人破坏的中共东满区委，继续开展工作。

　　在“红五月斗争”和“五卅暴动”中，延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受了考验，许多积极分子光荣入党，成为抗日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延吉县依兰沟南洞金英信（原名金英淑，又名金永植）参加了“红五月斗争”，1930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东满特委妇女部部长；局子街北山村五一斗争行动委员会委员曹基锡受中共东满特别支部委派，在汪清蛤蟆塘组织并领导“红五月斗争”，1930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东满特委宣传部部长、延吉区委书记等职；朝阳川太平沟吉成村吕东俊（又名安青松、安光波）在朝阳川地区参加“五卅暴动”，1930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 月任中共延和中心县委秘书；花莲里上村南昌益（又名南昌一、南一）是本村反帝同盟负责人，带领群众积极参加“红五月斗争”，1932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第三团政委；依兰沟东沟的朴东根在当地参加“红五月斗争”，1930 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第一团团长；依兰沟南阳村柳兰恒于 1930 年初参加南阳村青年会，在办夜校、教文化的同时，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5 月参加当地的“红五月斗争”，不久加入青年团，任共青团南阳村支部书记，后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第一团参谋长；延吉县倒木沟郑应洙领导老头沟群众发起“五卅暴动”，破坏铁路桥，切断电话，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延吉县长财村党支部书记，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二军第四师副官；烟集岗龙渊洞赵仁默 1930 年春加入共青团，5 月参加当地的“红五月斗争”，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部警卫旅第二团团长。

　　“红五月斗争”发展到“五卅暴动”，极大地震慑了日伪反动势力，他们疯狂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党组织和群众组织蒙受了严重损失。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成立 3 天后，头道沟日本领事

　　分馆警察赶往药水洞进行大搜捕，100 余名青壮年遭到逮捕。6月 6 日，日本领事馆警察闯进大成中学，逮捕了所谓“五卅暴动”嫌疑犯李永植等 5 名教员和100 余名学生。6 月10 日，“五卅暴动”指挥部成员在东良於口吴元瑞家里召开会议，讨论“红五月 斗争”经验教训和今后的斗争方案，遭到日本驻“间岛”总领事馆 20 余名警察的包围。姜学悌在激战中为掩护战友中弹牺牲；金哲在突围时因腿部受伤被捕，在狱中英勇就义；崔亨益也被日本 警察逮捕。据统计，因参加“五卅暴动”被日军逮捕、押送到朝鲜 西大门刑务所的共 39 人，其中 31 人被判刑，“五卅暴动”领导人金槿被判死刑。据资料记载，在“五卅暴动”中，革命者伤亡 190人，被捕者达 3168 人，其中被判处死刑者 22 人。中共东满特别支部一度遭到破坏，至 7 月末，中共东满特别支部成立时的 15 名党员仅剩下 7名，党组织和群众组织蒙受了重大损失。局子街唯一的党组织——中共北山小学支部由 5名党员减少至 3名。

　　“红五月斗争”是延边朝鲜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第一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群众斗争，斗争致使反动统治机构一度处于瘫痪状态。朝共党员在“红五月斗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很多朝共党员和朝鲜族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今后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积蓄了力量。

　　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党组织在“红五月斗争”中被暴露，在日本侵略者与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下，暴动领导人、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相继被捕，有的惨遭杀害，有的党员因受到通缉被迫离开延吉，延吉大部分党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声援敦额“八一暴动 ”  为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暴动的精神，中共东满特别支部总结“红五月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于 1930年8 月1 日国际反帝运动纪念日举行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并于 7 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延边党部的檄文》指出，日本侵略者侵占满蒙的交通要道就是吉会线，号召群众在吉敦铁路沿线举行暴动。8 月1 日凌晨，敦化、额穆 2 县朝鲜族农民 600余人在吉敦线临时党部的领导下，在新开道、马号、南黄泥河子（今敦化市贤儒镇）和额穆县官地同时举行暴动。

　　敦额“八一暴动”后，延吉人民举行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声援吉敦沿线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斗争。数百名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缴敌人的械，破坏电话线，散发传单，支援敦额农民暴动。8月8 日，局子街600余名群众以延边农工商联合会名义在延春剧场召开市民大会，声援敦额“八一暴动”，声讨日本侵略者无视我国主权、横行霸道的罪行，并举行了示威游行。延吉县老头沟煤矿工人给武装暴动队送来了 500个炸药包、600 余个雷管和 30 余米长的导火线。28 日，延吉县守信乡杨木顶子农民暴动队 150 余人与当地军警交战，守信乡南沟、五道河、碧岩、九岩坪等地群众相继加入农民暴动队伍，人员增至数百名。延吉县平岗区工农游击队 70 余名队员在游击队总指挥申春率领下，携带武器向敦化进发，途中切断老头沟和瓮声砬子之间的电话线，袭击倒木沟保卫团，由于交战失利，队伍被敌人打散。9 月27日，延吉县细鳞河、青芝河 300余名群众举行了暴动。

　　敦额“八一暴动”不同于延边的“五卅暴动”，主要打击对象是当地反动军警和封建地主，其目的是通过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但由于不顾日伪势力强大的实际情况，以微弱的武装力量攻打强大的敌人，导致了失败。

　　敦额“八一暴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反帝反封建农民暴动。延吉和敦化、额穆人民在中共东满特别支部的领导下，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特别是参加暴动的大都是朝鲜族农民，他们与汉族农民并肩战斗，主动把暴动中没收的粮食先分给汉族群众，再分给朝鲜族群众，增进了民族团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开展反侵略武装斗争奠定了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