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吉人民的觉醒和早期反日斗争（三）

　　五、延吉朝鲜族反日武装抗击日军“庚申年大讨伐 ”

　　延吉民众激烈的反日运动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镇压，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他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拿起武器，开展武装斗争，才能驱逐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 自此，延吉的反日运动转入了武装斗争阶段。

　　延吉朝鲜族反日武装团体的建立    从 1919年开始，局子街、依兰沟、花莲里、卧龙洞等地相继出现了朝鲜族反日武装团体。为了筹备武器，反日团体开展募捐活动，储备武装基金，发动群众搜集民间的猎枪、土枪。一些群众卖掉自家的牲畜、粮食，甚至不惜卖掉农田献出义金；一些进步人士卖掉家产，领着子女参加反日武装；有的青年袭击日本警察署和亲日地主的住宅，夺取武器。

　　1920 年 1 月，铁血光复团成员尹俊熙、韩相镐、林国桢、崔凤禼、金俊、朴雄世 6 人准备购置武器 。但家境困苦，无法筹集资金，于是他们决定劫夺日本人的钱和物资。正在这时，他们收到在日本银行会宁支行从事地下工作的全鸿塑送来的“1920 年3月某日由会宁支行将镇压反日运动经费 15 万日元押运到龙井日本总领事馆”的情报。当日，他们埋伏在龙井以南 7.5 公里的东良沟口处，袭击了日本银行会宁支行马队，打死 2名日本警察，夺取了 15 万日元，成为轰动一时的“夺得日币十五万元”事件。随后，他们前往苏俄，在苏俄沿海州购买武器时被叛徒出卖，除崔凤禼以外，其余 5人相继被捕，在朝鲜西大门监狱①英勇就义。

　　在诸多朝鲜族反日武装团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间岛”国民会、大韩军政署与大韩独立军，以及枫梧洞地区（位于今图 们市石岘镇水南村水库后的上村）崔明禄的军务都督府、汪清县春化乡草帽顶子和石岘金奎冕的大韩新民团、汪清县大坎子金星极的大韩光复团等反日团体。

　　其中，“间岛”国民会创立于 1913年 3 月，本部设在延吉县春阳村蛤蟆塘，内设会长、副会长，同年 5 月在局子街、花莲里、龙井村、和龙县、嘎呀河流域设置地方支会。此后，国民会在延吉地区拥有 5个总会、10个地方支会和 70余个其他支会。1920年，支会发展到 133个。此外，国民会还建有大同会，在辖区征兵，进行军事训练。1920 年初，国民会创建国民会军，本部设在依兰沟，任命安武为司令官。不到半年，国民会军发展成一支拥有队员450人、步枪400支、手榴弹 150枚的反日武装。7 月，国民会军与洪范图部队联手，在安图县明月沟设立了武官学校。

　　日益壮大的延吉朝鲜族反日武装团体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1920 年春，日本当局多次要求奉系军阀禁止朝鲜族武装反日团体开展活动。迫于日方淫威，吉林省长公署制定《取缔韩党办法》，规定解散其集会演说，销毁印刷品，封禁其所设机关。驻朝日军屡次越境到各县搜捕朝鲜独立党人，与奉系军阀勾结在一起，大肆搜捕朝鲜族反日志士，还暗中指使亲日朝鲜人组织秘密团体，假借独立军名义，骚扰中国官民，挑拨民族关系。朝鲜族反日武装团体与部署在图们江边境一带的日军多次发生武装冲突，仅 1920年上半年就发生过 32 次不同规模的战斗，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枫梧洞战斗。

　　①  西大门监狱：建于 1908年，始称京城监狱，1912年改称西大门监狱，1923年改称西大门刑务所，是日本统治时期关押朝鲜独立运动人士和革命志士之所。

　　枫梧洞战斗    1920 年 5 月，军务都督府、北路军政署、国民会、新民团、正义团、光复团、义军府等反日团体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以洪范图、崔振东、安武 3位将领领导的联合独立军。

　　6 月4 日晨 5 时，联合独立军 30余名战士越过图们江，袭击朝鲜汉江洞日军一据点后，迅速撤回到三屯子（今图们市马牌村）。 6 日，驻朝日军 300余人与图们江对岸的日军汇合，当晚 9 点与崔明极反日小部队发生遭遇战，小部队成功甩开敌人，撤到枫梧洞。

　　6 月7 日，各反日部队在洪范图的指挥下，在枫梧洞东山、西山、南山 3 处制高点埋下伏兵。中午，日军进入伏击圈，遭到猛烈袭击。傍晚时分，天气骤变，大雨夹杂着冰雹倾盆而下，洪范图及时将部队撤离了战场。

　　枫梧洞战斗是朝鲜族反日武装部队第一次抗击日本正规军并取得重大胜利的战斗，缴获 360 余支步枪、30挺机关枪及各种战利品。《吉长日报》报道：“独立军熟悉山道四路，潜伏袭击，日军大败。当时死者 150 名，受伤者数十名，余皆渡江而逃。”枫梧洞战斗拉开了延边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序幕。

　　青山里大捷与抗击日军“庚申年大讨伐 ”  日军在枫梧洞战斗遭到惨败后，为了寻找借口出兵延边“讨伐”反日武装部队，分别于 1920 年 9 月 12 日、10 月2 日导演苦肉计，制造了 2 起日警、日商遇袭被害的“珲春事件”，事后嫁祸于朝鲜族反日武装，以“保护日本人的生命安全”为借口，调动 1 万余名正规军侵入延边地区，实施了长达半年多的“庚申年大讨伐”。

　　“讨伐”开始前，日军将延边划成延吉与和龙、珲春与汪清 2个区域，妄图分割包围，一举消灭反日武装。面对严峻形势，洪范图、安武、金佐镇率领的各路反日部队 3000余人转移到和龙县三道沟、青山里一带，并计划在青山里痛击日军。10 月21 日至26 日，反日部队在和龙县三道沟、二道沟一带与日军激战数次，击毙日军加纳联队长以下900余人，史称“青山里大捷”。青山里大捷是反日武装部队首次在延边地区开展的大规模战斗，粉碎了“日军无敌”的神话。遭受重创的日军恼羞成怒，对“讨伐”区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对反日团体、学校、教会和村庄进行疯狂“讨伐”，杀人、放火、抢劫，无恶不作，各地的抗日基地都成了废墟。

　　10 月20 日至 11 月14 日，日军先后4 次“讨伐”依兰沟九龙坪（今延吉市依兰镇境内），杀害义军团通信科长李东近、振武学校教师金吉葸等反日将士和群众，并烧毁房屋。据《独立新闻》调查资料表明，日军在依兰沟“讨伐”中，共杀害 162 名反日志士和无辜群众，烧毁 154户民房和 3所学校，掠夺物品4620余件，史称“依兰沟大血案”。

　　11 月6 日至 12 月18 日，日军在八道沟共进行了 5 次“讨伐”，杀害了数十名义军团、军政署、独立军将士。据《独立新闻》第一次调查报告记载，日军在八道沟杀害44人，烧毁 50栋民宅。

　　在“庚申年大讨伐”中，日军对反日中心卧龙洞大开杀戒，昌东学院教师郑基善被押送到九水河（今延吉市朝阳川镇横道村），与 2 名九水河居民和 6 名来自和龙彰洞的避难群众关在一间屋子里被活活烧死。

　　此外，日军在延吉的獐岩洞、西来洞、松堰洞、鹤西洞，以及和龙、汪清、珲春和东宁、长白、通化等地也制造了许多惨无人道的惨案，给当地民众造成了巨大灾难。据《吉长日报》1920 年11月记载，在日军“庚申年大讨伐”中，延吉、汪清、珲春、和龙等县被杀害的各族民众 3500人，被捕 5058人，烧毁房屋 2500余户，烧毁学校 30余所。

　　1921 年 1 月15 日，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和东宁 5 县派代表到北京上书政府，痛陈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要求“当局据理交涉，以保主权”。

　　由于缺乏明确的战略方针，且存在严重的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倾向，朝鲜族反日武装团体未能形成反日武装统一战线。在青山里战役后，朝鲜族反日武装为保存有生力量，于 1921年初转移到俄国西伯利亚，与俄国红军协同作战，肃清白匪。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回到延吉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思想，参加创建地方党组织活动，成为日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

　　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筑天图铁路斗争

　　日本明治维新后，用 20 多年的时间，强力推行“富国强兵” “殖民产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发展成为“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为实现侵略中国、吞并亚洲、征服世界的野 心，日本别有用心地炮制出“大陆政策”，制造所谓“间岛问题”等一系列谬论，大肆鼓吹和美化侵略行径。

　　铁路是重要的交通线，能够快速地将人员和物资运抵目的地，在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扩张中起决定性作用。1896年，俄国取得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这条铁路连同从哈尔滨到旅顺军港的支线，纵贯东三省，1903年全部建成。俄国还取得了铁路沿线两边 15 公里宽附属地带的行政和司法管理权，东北心脏地带出现了一个比普通租界规模更大、不受中国管理的“国中之国”。1905 年 9 月，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后，日本侵略者得到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领土领海租借权、长春至旅顺口间铁路及其沿线附属地带，后来又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 1905 年 12 月，日本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攫取了东三省 16 个地方“开埠通商”的特权、安东（今辽宁丹东）至奉天（今辽宁沈阳）铁路经营权以及修筑吉（林）长（春）铁路的优先借款权，在中国获得了立足点。

　　20世纪初，日本侵略者多次要与北京军阀政府签订条约，企图取得吉会铁路（中国吉林—朝鲜会宁）的修筑权，实现其蓄谋已久的“二港二线”① 计划，由于中国广大民众的坚决反对未能得逞。1917年，日本侵略者改换手法，直接与奉系军阀和吉林当局交涉。他们一面收买吉林当局的官吏，一面回避吉会铁路的名称，采取分段修筑的手段，由日本资本家板田延太郎出面，以中日合办为条件，压迫延吉道尹公署，勾结延吉豪绅买办修筑天宝山至开山屯、局子街至龙井的轻便铁路，并与朝鲜的北鲜铁路衔接。于 1918 年 3 月企图签订《中日合办天图铁路合同》，成立天图轻便铁路公司。1922年，日本侵略者利用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矛盾，通过贿赂延吉农会会长吴劻等劣绅，各认若干虚股，以合股合办的名义动工修筑铁路，激起了延吉民众的愤怒。

　　4 月30 日，延吉省立第四师范和延吉县立第一高小的师生联合起来，冲进吴劻等 4 个卖国劣绅的家里，捣毁家具。第二天手持书写“国贼”二字的小白旗，上街游行，揭露并声讨吴劻等人出卖天图铁路修筑权的卖国行径 。5 月 1 日，延吉县各学校罢课。5 月4 日，局子街工商各界知名人士来到延吉道尹公署，呈请当局取消天图铁路修筑合同 。铁路沿线的智勇、尚义、东盛涌、铜佛寺、帽儿山、八道河子等地 3000 余名群众也积极响应并付诸行动。5 月5 日至 8 日，延吉、和龙两县各界民众召开公民大会，组织公民团，派代表去奉天和北京请愿，反对修筑天图铁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延边民众的坚决反对下，1919 年 12 月，奉系军阀撤销了业已批准的立案。但是，日本侵略者始终没有放弃修筑铁路的野心。

　　1922 年 5 月，奉系军阀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惨败，张作霖退守东北，宣布独立，企图靠日本侵略者东山再起。 日本侵略者乘虚而入，征得张作霖同意，再修天图铁路。从8 月起，日本侵略者雇员开工，割倒沿线 25 公里的全部青庄稼，打桩画线，激起沿线村民的强烈愤慨。8 月17 日下午，延吉、和龙的 200 余名群众手持木棒，带着干粮赶往开山屯，开展反修路斗争。第二天，延吉公民团体联合会在延春茶园召开 1000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进行声援。

　　会后，他们前往延吉道尹公署，要求当局顺从民意，反对修路。铜佛寺、老头沟、天宝山等地民众也纷纷前往延吉道尹公署请愿，请求当局与日本侵略者交涉，停止修筑铁路。在广大民众的强烈抗议下，天图铁路再次被迫停工。

　　11 月，日本侵略者和东北反动军阀政府互相勾结，以解决“悬案”为由，改订了所谓的《中日合办天图铁路合同》。 延边民众坚决反对这一阴谋，但日本侵略者在张作霖的支持下，强行在 1924年修成了天图轻便铁路。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筑天图铁路的斗争，是延吉民众自发组成的群众性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进一步坚定了延吉民众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吉建立和扩大地方党组织，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① “二港二线”：二港，指的是大连港和朝鲜清津港；二线，指的是南满铁路和吉会铁路。日本侵略者把旅大当作侵略东北的“正门”，把延边当作其“后门”，企图用“二港二线”把“正门”和“后门”连起来，以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