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吉人民的觉醒和早期反日斗争（二）

　　三、五四爱国运动在延吉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延吉广大进步学生和全国人民一道，踏上了维护主权、反对帝国主义的新征程。

　　1919 年 5 月18 日，延吉道立师范学校师生收到北京大学学生寄来的《敬告邦人父老书》，当即回信表示支持其反帝爱国运动，并召开大会予以声援。延吉道立师范学校、道立中学和延吉二中学生在局子街联合举行演讲大会，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朝鲜和中国山东的罪行，宣传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和朝鲜人民的反日独立斗争。演讲结束后，300 余名师生手持写有“还我青岛”“挽回外交”字样的手旗，高呼“打倒卖国贼”“拒绝和约签字 ”“取消二十一条 ”“恢复国权 ”等口号，举行游行示威并演讲，声援北京学生。一些试图阻止学生游行的军警被反日宣传所感动，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游行结束后，师范学校和道立中学的学生宣布罢课，并召开学生大会，各自成立延吉学生团 。不久，两所学校学生团合并为延吉学生总团（又称东南路学生团），成为延吉地区爱国学生运动中心 。他们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和《宣言书》，把上海寄来的《救国日报》张贴在各个街道和胡同，四处演讲，号召人们“宁当中华魂，不做日本奴”，“抵制日货，经济绝交”。在县立第六小学操场举行的群众集会上，道立中学的荆树智等 3 名学生当众咬破手指，在白布上血书“还我河山，救我中国，血战到底”。随后，他们把血书寄往北京，以表达延吉各族民众的爱国热忱和“牺牲一切去救国，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

　　局子街学生的反日爱国斗争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延吉大地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热潮。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社会名流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惩办卖国贼。

　　学生总团的行动引起了延吉道尹公署的不安，他们把学生运动视同越轨，阻止学生运动，指责学生的行动“有碍邦交”“逾越常规”，要学生“安心向学”“恪守学规”，不许干涉国家外交，甚至以“韩民之乱”尚未平息为借口严加盘查，没收宣传品，检查学生来信，禁止散发反日印刷品，强令学校提前放假，冻结学生伙食费，极力阻挠、破坏学生的反日运动 。学生总团为此发布公告，指出：“当局强迫学校提前放假，根本不知我们学生的意志多么坚强，以为学生团可以轻易解散，殊不知任何手段也无法使学生团消失”。公告要求大家放假后办好三件事情：“一、组织十人团以维持国货为宗旨，每团设团长一人；二、组织演讲团惊醒同胞，以激起国人爱国主义热忱为宗旨；三、传布告以通知各处父老一致进行，此三者，无期进行到底，不计个人利害”。公告庄严宣告：我中华“决不致沦于夷狄，国势存之唯此一举”“不杀国贼不止”“不达挽回不止！”

　　①  关俊彦（1885—1971），字选庭，锡伯族，辽宁省开原县大湾屯人，《民声报》创办人之一，积极从事反日爱国运动，1936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任延边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吉林省副省长等职。

　　在学生总团的领导下，学生们放假后纷纷组成十人团，大力开展反日爱国宣传活动 。他们到处演说，散发传单，号召民众抵制日货、购买国货，有的学生演讲时当场撕下身上用日本布做的衣服 。他们传话约定不戴日本帽子，要戴中国帽子；不穿日本花布，要穿中国棉布，并呼吁“用国货人人尊敬，不用国货人人唾骂”“用国货人人说他是热心爱国，不用国货人人说他是冷血动物”。

　　以局子街为中心，社会各界热烈响应学生的爱国号召，罢教、罢工、罢市。6 月1 日，各界群众团体在延吉商会召开代表会议，成立国民团。该团筹备会在致师范学校的公启中写道：“青岛问题危急万分，震动全国群起抗日，我延边地处边陲，久为日人觑觎，近来日本人竟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实行其侵略政策，公然设警，擅自逮捕垦民，搜查私立学校，为所欲为，其不堪痛忍处殆有甚于内地，稍具爱国热忱者必不能坐视沦亡，当有以医救之。”

　　在五四运动推动下，以局子街学生为代表的延吉地区各族各界民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亡我野心，声援和支持全国的反帝爱国斗争，极大地激发了延吉民众的革命觉悟，推动了广大民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延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延吉的建立和发展，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四、马克思主义在延吉的传播和工农运动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延吉的传播    轰轰烈烈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斗争，极大地提高了延吉青年的政治觉悟，他们逐步认识到靠旧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不能取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五四运动之后，延吉民众有了新的觉醒。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延吉青年中的一批先进分子为寻找一条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去俄国沿海州和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到延吉后，他们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并组织共产主义团体，开展反日武装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

　　最早在延吉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的是李东辉。他原在延吉小营子办学校，开展反日启蒙教育活动。十月革命前，为购买武器前往沙俄沿海州，被俄警方逮捕入狱，受到一同在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影响，学习马克思主义知识，懂得了工农革命的道理。1916年出狱后，李东辉在沿海州朝鲜人当中从事革命宣传活动，1918年6 月组建亚洲第一个朝鲜人马克思主义团体——韩人社会党。1919年9月，一批先进分子在俄国伊尔库茨克成立全俄韩人共产党，接受俄共远东局领导，发行《红旗》杂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

　　1920 年初，李东辉与延吉早期共产主义者朴镇淳、金立、吕运亨等人与共产国际代表一道前往上海、北京等地，与陈独秀等人接触，先后组建社会主义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同年，指派金立、朴镇淳等人来到延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5 月，他前往上海组织共产主义团体，在上海将韩人社会党改称高丽共产党，并在朝鲜人聚居区扩大组织，创办有信印刷厂，用朝鲜文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籍。同期，在俄国远东地区的朝鲜革命者也翻译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刊。1921 年，这些读物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到东北朝鲜族聚居区，陆续送到延吉进步青年手里。到 1922年，从苏俄远东、中国上海等地传到延吉的革命书刊有 10 余种。其中有《共产党宣言》《俄罗斯共产党政纲》《我们无产阶级的前进方向》《劳动组合读本》等著作单行本，也有俄文版《真理报》、朝文版《先锋报》、日文版《赤旗报》以及《我们无产阶级要走的路》等通俗革命读物。与此同时，《新青年》《每周评论》以及《光明》等汉文报刊也通过汉族青年知识分子传入到延吉地区。李峰、关俊彦等延吉进步青年在延吉创立新文书社，以经营文具为名，购进许多进步书籍和刊物，推介给青年学生。据日本“间岛 ”总领事馆的调查，1923 年至 1926 年间，从上海、天津、日本等地传入延吉地区的进步书籍达 755 册，进步刊物达 15672份。这些读物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工农革命的思想，号召各弱小民族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传播马克思主义，又为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思想内容。从1920年起，马克思主义和工农革命思想以汹涌澎湃之势，在延吉迅速传播，身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朝鲜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相继在延吉各地成立了各种共产主义团体，走十月革命之路成了时代的潮流。连当时驻朝日军参谋部“间岛”连络班的报告也不得不承认说：“赤色的洪流不间断地浸润着间岛……连大多数民族主义者也倾向于共产主义。”

　　1921 年 11 月，李东辉等人派人到敦化组织设立道本部，在延吉发展壮大共产主义团体，成立郡会或城会。

　　1923 年 8 月，上海党组织派出张基永、方振声、朱健等人，联合延吉地区崔东旭、朴洪淳和马骏等人，深入延吉地区各中学传播革命思想。原来居住在苏联沿海州的许多朝鲜族青年也到延吉地区各中学留学。他们向这些学校的广大师生详细地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情况，满腔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身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卧龙洞知识分子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于是，他们以昌东学院为阵地，办起了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思想。

　　工农运动和青年运动的发展    1924 年 11 月，在日本东京留学的金凤益、吴一根、朱采熙等朝鲜早期共产主义者回到延吉，在卖水工人和洋袜制造工人中建立卖水组合、洋袜职工互助会，还建立以李炳锡为会长的劳动会，创办劳动学院，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农革命思想。延吉地区的制袜厂、纺织厂、铁路工人先后组织了劳动组合、读书会、延吉运输组合、延吉计量组合等工人组织。这些组织在团结工人学习文化、维护工人自身利益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延吉朝鲜族先进青年迅速觉醒。他们在各先进团体的直接领导下深入各地，利用讲演会、辩论会、夜校以及各种文体活动，团结广大青年，建立青年会或农民会等群众组织，大力传播革命思想，呼吁民众抗日救国。每逢寒假，他们派广大师生深入农村向农民进行启蒙教育。在延吉农村，相继成立了少年会、农民同盟等数十个青年团体，使群众运动进一步活跃起来。这个时期，延吉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团体选派青年先进分子到广州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等处学习，以培养骨干。 1925年开始，延吉地区的一些朝鲜族先进分子去广州，参加了北伐战争，他们中大部分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又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海陆丰农民运动。如 1930 年曾任中共延和县委军事部长的申春① , 1927 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参加了广州起义；1931 年任中共延和县委书记的金铁山，在 1927 年到广州大学学习时参加了广州起义；1931 年任中共延吉区委书记的曹基锡，1926 年考入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教导团，参加了北伐战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深入群众的过程中，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中，不断地砥砺自己，一步步地成长起来，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吉建立和扩大地方党组织准备了干部条件。

　　1924年，延吉朝鲜族运输工人举行了反对资方残酷剥削，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罢工斗争。计量工人和运输工人联合起来，为反对封建把头的中间剥削，也举行了罢工。与此同时，延吉农村的农民同盟、青年同盟也更加活跃起来，采取各种1927 年 5 月1 日，延吉数千名群众和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他们不断高呼“日本帝国主义从满洲、朝鲜滚出去”的口号，显示了延吉民众反对侵略、誓保家乡的气概。10 月2 日，延吉数百名群众再次发起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高唱反日歌曲，拥向日本总领事馆。示威群众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暴行，坚决要求释放被捕群众 。但是，由于敌人的镇压，导致抗议活动失败，数十名群众被捕。

　　据不完全统计，1924 年至 1928 年，延吉各族民众共发动大小斗争 630 余次，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 。这些斗争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分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延吉建立和扩大地方党组织，广泛发动各族革命群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为后来东满地区党组织的中心工作由城镇转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创造了条件。1919年至 1920 年延吉人民的反日斗争，同全国各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一样，使延吉的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延吉早期朝鲜共产主义者    从 20世纪 20年代初开始，朝鲜共产主义者在延吉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大众觉悟。

　　1923 年 2 月，受李东辉派遣从苏联回到宁安的崔溪立（原名崔凤禼）等人组建赤旗团，提出“民族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齐头

　　并进”的口号，并与延吉地区的国民会成员联系，在依兰沟、龙井村、敦化、瓮声砬子和宁安一带开展反日活动。崔溪立还同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后回到延吉地区的吴成伦一起创办《霹雳》等刊物，大量油印革命宣传册，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同年4 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部尼科利斯克会议的延吉代表林民镐① 等人回到延吉，组织龙井永新中学和东兴中学的进步师生成立读书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开展反对宗教迷信活动。

　　1922 年到 1925 年，李周和、李麟求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组织大成中学和东兴中学的进步学生，成立研究马克思主义课余学习小组——光复会，利用课余时间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会员由初期的 10余人发展到 30余人。

　　1923 年初，朴允瑞② 等人从苏联沿海州回到延吉，组织东兴中学进步学生金光世、李淳、林民镐等人成立秘密团体组织——高丽共产青年会。9 月，朴允瑞、朱青松等人又在东兴中学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和学生亲睦会，利用课余时间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5年 10 月22 日，在进步教师郑重燮、金成浩指导下，东兴中学和永新中学的学生金禹根、吕南洙、金成福等人成立读书会，组织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

　　①  林民镐（1904—1970），朝鲜族，生于朝鲜咸镜北道会宁郡，20世纪 20 年代初参加革命， 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延边大学党总支书记、第一任副校长。

　　②  朴允瑞，又名朴衡世，朝鲜族，1895年出生于沙俄沿海州，1921年加入朝鲜共产党，1930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红五月斗争”、敦额“八一暴动”的主要策划者和实施者。1930年8 月担任中共延和中心县委军事部部长。1931年 1 月被日军逮捕，后下落不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在早期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影响下，局子街的师范讲习所、北山小学成为青年师生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中心。马克思主义通过青年学生传播到工厂、农村，在群众中播下了民族解放斗争和反日斗争的火种。早期朝鲜共产主义者在延吉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活动，为延吉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①  申春（1907—1934），又名梁道益，朝鲜族。生于朝鲜尚庆道。1927年加入朝鲜共产党，同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参加广州起义，后返回东北。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建药水洞苏维埃政府，建立游击队，并任总指挥。1930年 9 月任中共延和县委军事部长，后改任珲春县委军事部长。1934年 6 月被日本特务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