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吉人民的觉醒和早期反日斗争

　　一、创办学校，开展反日文化启蒙教育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全国各地掀起新学运动，北京、上海、天津、湖南、广东等地的新学会、新学堂如雨后竹笋，纷纷建立。在新思潮和改良派的冲击下，清政府 1904 年颁布“癸卯学制”， 1905年废止科举制度，全国掀起了办新学的热潮。

　　公立北山中学堂    延吉厅抚民同知陈作彦提出“变化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办学校 ”的办学主张，1904 年 3 月在局子街成立了延吉厅第一所新学堂——公立北山中学堂。

　　瑞甸书塾     1906 年 10 月，李相禼、李东宁、王昌东、洪昌燮、朴茂林等人一起在六道沟创办瑞甸书塾，进行新学教育，讲授越南兴亡史、《李舜臣传》等，并把日本作为假想敌，进行军事教育。瑞甸书塾从最初 22 名学生，很快增加到 80 余名，分甲、乙 2 个班上课。瑞甸书塾普及新兴的近代自然科学，积极抵制日本的奴化教育，培养反日人才。它是中国朝鲜族进行反日启蒙教育的

　　第一所学校，迈出了中国朝鲜族教育从旧书塾转向新式教育的第一步，开创了中国朝鲜族近代教育的先河。

　　瑞甸书塾越办越有生机，引起了朝鲜统监府伪间岛派出所的注意。1907年 8 月20 日，瑞甸书塾举行毕业典礼后，斋藤季治郎以“保护韩民”为借口，取缔新学教育，瑞甸书塾创办仅 8 个多月就被迫停办。瑞甸书塾为培养反日人才、建设反日运动基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东北朝鲜族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瑞甸书塾的影响下，延吉厅的私立学校不断涌现，近代新学教育在延吉大地蓬勃发展。

　　昌东学院    昌东学院坐落在局子街西郊的卧龙洞（今延吉市小营镇民主村），它是延吉新文化教育和反日民族独立运动的摇篮之一，其前身是昌东义塾。1907年，由李东益、崔炳均、崔宗焕、吴祥根、南性祐等 12 人组成的学校后援会成立，设讲习所和小学部 。1912 年增设中学部，校名改为昌东学院，吴祥根任院长，中学部 80 余名学生来自延吉、南满、北满以及沙俄沿海州等地。学校成立伊始，注重传授近代科学知识，向学生宣传反日民族思想。中学部以培养反日武装斗争人才为目标，设置了军事训练科目。延吉地区其他学校纷纷仿效，普遍增设了军体课程。至 1925年，昌东学院中学部毕业生有 200余人，很多毕业生前往汪清罗子沟士官学校继续接受军事教育，日后成为抗日武装斗争的骨干。

　　反日启蒙教育学校不断涌现    1908 年，具自允、金河锡、金立等人在局子街东郊小营子创设私立光成女子小学堂 。1911年，李东辉、金立、李东春等人在局子街东郊小营子建立了吉东书塾，私立吉新女子学校、九水河东沟私立凤鸣学校也相继成立。这些学校名为书塾，但其规模、经营方式、课程设置办学宗旨等都与旧书塾截然不同，在进行近代教育的同时，向学生宣传民族主义思想，进行反日启蒙教育 。随着新学运动的深入，这些书塾陆续改名为学校，有些学校还附设了中学部和女学部 。这些私塾、讲习所和学校以抵御殖民教育、开展反日文化启蒙教育为主要特征，传播近代文化知识，并组织军训，培养反日运动骨干。

　　兴办私立学校、开展反日教育的群众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延吉涌现出许多反日团体，民众的反日觉悟迅速提高。1914年，延吉成立青年亲睦会、大东协新会等青年团体，创办《青年》《大震》等反日月刊，宣传反日思想，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1915 年，在全国反对“二十一条”运动的影响下，局子街各族各界人士齐聚北山小学，成立救国储金会，开展爱国反日储金、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各校师生积极投入到活动当中。

　　欧美传教士趁外国侵略势力入侵延吉之机，到延吉传教。延吉的很多进步知识分子和反日志士以教会为基地，创办私立学校，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大力推进反日启蒙教育运动。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反日团体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干涉，

　　以教会名义开办学校，暗中组织开展反日教育，培养反日民族人才。

　　延吉各地创办的学校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宣传反日思想，改变了封建私塾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成为教育民众、组织民众开展反日活动的基地，不仅提高了各族民众的觉悟和素质，而且使各族民众在反日斗争中更加团结，为日后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二、反帝反封建斗争与“三一三 ”反日示威运动

　　19世纪末 20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延吉，打着“保护侨民”的幌子，压迫朝鲜族民众。20世纪初，清政府在东北推行“新政”，增加了民众的赋税负担，捐税多达几十种。民国初年，由于各派军阀强征暴敛，肆意搜刮，赋税更加沉重，民众苦不堪言。勤劳勇敢的延吉民众，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祥发源（今延吉市小营镇民主村）朝鲜族农民的反官府斗争和在延吉地区发生的“三一三”反日示威运动。

　　1914 年 1 月7 日，祥发源 600 余名朝鲜族农民高举“举民登场”的大旗，从祥发源出发，与来自龙井村、和龙、汪清等地的数百名群众会合，来到坐落于布尔哈通河南岸的北洋政府机关——吉林东南路观察使署，愤怒声讨恶霸势力依仗官府、伙同巡警以征收“入籍费”为名勒索民财的罪行，强烈要求惩办恶霸

　　势力和巡警。地方官府派出军警，逮捕 300余人。这一暴行激怒了更多的朝鲜族农民，数以千计的农民群众聚集起来，手提灯笼，讽刺世道黑暗，包围东南路观察使署六七天之久，强烈要求惩办贪官污吏、释放被捕群众。道尹陶彬被迫答应惩罚强制乱收“入籍费”的贪官污吏，并释放了被扣押群众，反官府斗争取得了胜利。

　　祥发源朝鲜族农民反官府的斗争，对地方官府实行民族欺压和残酷的封建剥削统治是一次有力的打击。通过这次斗争，广大农民看到了团结的力量。尽管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只是自发性的农民斗争，但彰显了广大农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

　　延吉各地兴起的文化启蒙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各族民众的反日爱国热情，士友契、铁友团、铁血光复团等许多反日爱国团体相继涌现，反压迫、反侵略斗争成为历史的主流。1918 年，延吉、汪清、珲春等地的朝鲜族反日人士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反日团体的联合与开展反日斗争等问题，各团体反日活动更加活跃，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反日群众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及朝鲜三一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影响下，1919年 3 月13 日，这场运动终于以龙井村反日示威运动为开端，在延吉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19年 1 月21 日，被幽禁在汉城① 德寿宫的朝鲜高宗李熙被①  汉城：即韩国首尔，日本统治时期改称京城。日本人毒死，消息很快传出，激起朝鲜人民的极大义愤。2 月中旬，朝鲜国内酝酿三一运动的消息传到延吉，局子街道立中学代表崔雄烈和金弼守、小营子光成学校代表金豪、和龙县明东学校代表刘益铉、子洞正东中学宋昌文等人秘密集会，决定动员各校学生举行反日演讲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3 月1 日，一场大规模的反抗日本殖民侵略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活动在朝鲜全境爆发，史称朝鲜三一运动。

　　3 月7 日，消息传到延吉，极大地鼓舞了各族民众的反日斗志 。第二天，局子街反日志士金永学、姜伯奎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 3 月13 日在龙井村召开群众集会，声援朝鲜独立运动，任命金永学为会长，裴亨湜为副会长。会议还决定延吉各地私立学校自 3 月10 日起一律停课，动员广大师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号召社会各阶层人士积极参加反日群众大会。

　　驻北京日本公使迅速照会民国政府外交部，要求阻止延吉民众的反日示威活动。3 月10 日，局子街日本领事分馆要求延吉道尹张世铨派兵阻止延吉民众的反日集会，并威胁“处理不好日将派兵镇压”。迫于要挟，延吉道尹公署于 3 月 11 日发出布告，“禁止一切有损中日关系的行为”。12 日凌晨，张世铨在道尹公署召集局子街知名人士开会，勒令停止一切反日活动，遭到拒绝。张世铨命令延吉陆军第二混成旅步兵第二团团长孟富徳派兵进驻龙井村，与龙井商埠局军警共同商讨对策。

　　3 月13 日晨，孟富德派 70名士兵把守河南桥，阻止群众前往龙井村参加集会，但未能动摇广大民众反日示威的意志。延吉地区的反日群众和学生从四面八方涌进龙井村会场。大会场设在瑞甸平原一块平展宽敞的谷子地里。从各地赶来的学生和群众云集在会场上，足有 3 万余人。反日人士金永学主持大会，并宣读了《大韩独立宣言书》和《公约三章》。刘礼均、裴亨湜、黄志英等人发表演讲，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全场群众群情激愤，一阵阵呐喊声、口号声响彻天空。

　　演讲结束后，3 万余人举行了反日示威游行 。孔德洽高举写有“大韩独立”字样的五丈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300 余名师生紧随其后，挥舞着五色旗和太极旗，一路高呼“打倒亲日走狗” “反对日本侵略 ”等口号 。途中，龙井村 200 余名学生也加入到游行队伍。游行队伍冲破军警的阻拦，向日本驻“间岛”总领事馆挺进，并与军警发生冲突。军警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假扮成朝鲜族群众的日本便衣特务也趁乱开枪射杀群众。据统计，在这一事件中，共有 48 人受伤，孔德洽、朴文浩等 17 人遇难，94 人被捕。

　　日本警察和地方军警的暴行激起群众的极大愤慨。游行队伍解散后，一些代表向延吉道尹公署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做出赔偿。

　　17 日，各界爱国人士组成义士会，1500余人再次聚集在龙井村。他们举着反日旗帜和挽联，抬着遇难者的灵柩，前往龙井村东山合成里公共墓地，将遇难者安葬，并在墓前竖立刻有“忠烈士诸公之墓”的石碑，决心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

　　“三一三 ”反日示威运动得到了兄弟民族的大力支持与声援。延吉地区教育界知名人士、延吉道立第二中学学监关俊彦①联络各地知名汉族人士，成立反日声援会，强烈谴责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血腥镇压游行群众的残暴行径。局子街道立中学的汉族师生也参加了反日示威运动和殉难烈士追悼会。上海的《独立新闻》、吉林的《吉长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等国内多家新闻媒体通过报道，对反日示威斗争给予了有力的声援。

　　从 3 月13 日起到4 月末，延吉各地共举行47 次示威游行，参加人数8.6 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三一三”反日示威运动，是延吉地区汉朝两族群众团结反日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反日爱国的基础上促进了汉朝两族人民的融合，首开了汉朝两族人民开展团结抗日斗争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