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对社会治安情况的管理

延吉市早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就已经属于解放区了。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对全市人民开始划定阶级成分。延吉市划为地主成分的有102人，划为富农成分的有126人，划为反革命分子的有115人，划为坏分子的有40人，从1950年起市公安局根据公安部的指示，对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实行监督、管制。
1952年根据全国第三次公安会议精神，全市普遍建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和治安保卫小组。在公安机关的具体指导下，对四类分子订立改造计划和劳动守法公约，实行月考核、季鉴定、年终总评的评审制度。1956年10月，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决议草案”精神和吉林省第九次公安会议要求，对四类分子进行了全面评审。经过自评、互评、群众讨论、公安局审批，对老实守法、表现好的156人吸收为社员，给予公民权；表现一般的137人，被评为候补社员，允许入社劳动，但没有公民权；对表现差的55人依法管制，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1958年整风反右运动中，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式“引蛇出洞”，全市有53名政法、文教、卫生等系统的人员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极右分子2名。右派分子中的党员被开除党籍，领导者被免职或撤职，个别的下放农村劳动改造。1959年中共中央提出“对四类分子要少捕、多管、大改造”。据此，延吉市公安机关采取“十好夹一坏”的办法，实行“三包一保证”（包监督、包教育、包劳动，保证其遵守国家法令），责令四类分子订立劳动改造计划公诸于众，年终评审。对表现好的，分批予以摘帽。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摘帽问题的决定”后，对全市四类分子全部摘帽，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亦予平反，并妥善安置其工作及生活。
延吉市的镇压反革命情况  延吉市解放以后，潜伏大陆的美国、蒋介石、韩国李承晚特务、蒋匪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及盘踞地方的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恶霸地主等趁革命新生政权立足未稳之机，明里暗里伺机谋反。他们破坏工厂的机器设备，毒死耕畜、残害革命干部、打击革命积极分子、刺探情报、网罗反动组织、煽动反革命情绪。面对敌人的反革命嚣张气焰，1947年4月24日，延吉市公安机关在吉林省公安处处长于克指挥下，一举逮捕了11名特务分子。首犯王仁、郎兴被司法机关判处死刑。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倾向，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年底，市里成立镇反运动领导小组。11月，召开镇压反革命运动动员大会。运动采取专政机关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办法，迅速出击逮捕了一批罪恶昭彰的反革命分子。[附26号照片，延吉镇压反革命照片]
1951年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依此条例至1951年9月5日止，全县（当时延吉市为延吉县的一个区）共逮捕67名反革命分子，其中判处死刑9人，十年以上徒刑2人，十年以下徒刑10人，释放9人，其余因未结案在押。镇压反革命运动于1952年结束，这个运动在非常时期对于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及新生政权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