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残暴统治

一、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伪延吉侵略机构

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后，一直把东北作为它发动与扩大侵略战争的重要基地，迫不及待地“建立一个东北四省（原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和热河省）和内蒙古为领土的满蒙新国家”。为了巩固与完善殖民统治体系，适应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和经济掠夺的需求，在极力镇压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抗日运动的同时，不断调整日伪殖民统治机构，控制经济命脉，疯狂掠夺资源，建立文化专制体系，实行奴化教育，推崇“惟神之道”。因此，日本侵略者侵占延吉后在延吉市内建立了局子街日本领事分馆、伪满间岛协和会、伪延吉警察署、伪满间岛省公署等许多反动统治机构。这些反动统治机构彻头彻尾充当了镇压和屠杀延吉各族人民的反动工具，给延吉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局子街日本领事分馆  旧址在现延吉市百货大楼新楼址。主楼朝南，二层楼，东西长27.4米，南北宽20米。主楼东、西、北三面为红砖铁瓦平房，四面用红砖和水泥砌筑1.5米，大门设在南墙正中。局子街日本领事分馆是1909年日本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后设立，隶属于龙井“间岛日本总领事馆”。馆内设有主人、翻译官、巡查部长等人。管辖八道、苇子沟、依兰沟等地警察分署。1937年12月，日本撤销所谓“治外法权”，局子街日本领事分馆随之撤销，改为“关东军情报部间岛特务机关”。[附13号图片延吉市政府旧址]
局子街日本领事分馆设立后，以“保护在满韩人的权利”为名，私下进行搜集我国情报、镇压抗日武装力量、屠杀抗日爱国人士的勾当。领事分馆存在二十几年期间，还豢养了一批汉奸走狗，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服务，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伪间岛省公署  旧址在现延吉市政府大楼院内。红砖围墙，大门在东，主楼朝东，四层，中间有庙宇式屋顶，伪康德六年溥仪东巡时曾住在顶层。楼的南北侧为三层。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在间岛设了伪吉林省特派驻延行政专属办事处。1934年设立伪间岛省公署，其行政区划为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安图等五县。伪间岛省公署当初设在由清末建造、民国沿用的延吉边务督察公署办公室（后为道尹公署楼），1939年（伪康德六年）10月，新楼建成后，除特务科留在原处外，其余全部搬进新楼。[附14号图片州政府办公楼原址照片]
伪间岛省公署下设总务、民政、警务、教育等四厅等十一科，后来进行了多次改革和调整；1936年8月，伪省公署机构调整为四厅十三科；1937年7月，依地方机构改变，伪省公署内废止总务厅，设省长官方和省次长。1937年12月，在伪间岛省公署警务厅内设立伪“间岛省地方保安局”，由警务厅长兼局长，该机构为“防谍”、“谍报”的绝密特务组织，是伪满“中央保安局”设在延边地区的分支机关之一，其大小头目及其工作人员均是日本人。1938年1月，废止民政厅，将原来的民政厅和教育厅合并为民生厅，又新设实业厅，这时伪省公署机构设有官方及民生、实业、警务三厅十三科；1938年9月，警务厅里又新设教育督察科。1939年1月，警务厅废止卫生科，改为保健科，编入民生厅，实业厅又新设开拓科，这时，伪省公署有官方及民生、实业、警务等三厅十三科。1939年6月，将原来的实业厅改为开拓厅，伪省机构有官方及民生、警务、开拓三厅十二科；1941年3月，伪省机构有官方及警务、开拓三厅十三科；1943年4月，伪省机构为官方及民生、开拓、警务三厅十三科。同年4月1日，延吉街升为“间岛市”，由原伪间岛省公署接管。这时，伪间岛省公署统辖五县一市。
伪省公署是伪满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官署——县公署的中间机构，置于伪国务总理和总部长指挥之下，完全为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对延边各族人民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
日本关东军间岛宪兵队本部  旧址位于延吉市火车站东北1500米处，光华路南侧原日杂公司院内。房屋为红砖墙，铁皮房顶盖，主楼为二层楼，正面朝南。院内西侧还有拘留所，紧靠主楼，正面朝东围墙高1.3米，用电网加高护卫。大门在南侧，与主楼相对。
关东军间岛宪兵队本部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设在延吉的法西斯军事特务组织。它的前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日军驻朝鲜宪兵司令部派到延吉的、由一批宪兵骨干组成的“延吉宪兵派遣队”，于1934年4月改为“间岛宪兵队”，直接隶属于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它先后由加藤博次郎大佐、及高模大佐、阿部起吉大佐、金哲超雄大佐、早川唯一中佐、白斌忠雄大佐任队长。本部宪兵队起先都是日本人，1944年3月，才调进一批效忠于日寇的汉奸走狗充任宪兵。宪兵本部设有战务科、庶务科、经理室。下辖延吉、图们、珲春、春化等四个宪兵分队，分队下设宪兵分遣队和分驻所。龙井分遣队，于1944年6月归本部直辖。宪兵队本部在延边制造了许多血案，疯狂残害抗日志士和无辜群众，对延边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伪满军队驻延吉地区警备司令部 旧址位于延吉市进学街北面高台地上，西南与北山小学为邻，东、北部与延边大学艺术学院相接。
原警备司令部东西100米、南北200米，是青砖砌成的大院。院内有青砖黛瓦结构的正房和东西厢房，大门在南墙正中且有门洞。这里原为吉林军延珲镇守使驻地，始建于民国四年（1915年）。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延吉镇守使吉兴受吉林军署参谋长、大汉奸熙洽的指使到龙井“日本总领事馆”屈膝投降。从此，驻扎在延边各地的吉林军大部都成为日本关东军的附庸。不久，日本关东军派大批日本人加入伪军，充当各级指挥官。1934年，伪满洲国吉林第二军管区混成第七旅设在延吉，下辖三个团，两个团驻在延吉，一个团驻在百草沟，混成第七旅便是延吉地区警备司令部。该司令部从建立之日起，就被日本关东军直接控制，是日本关东军的忠实走狗。
伪满协和会间岛省本部  旧址在延吉市公园内南大门西北50米处。这原是中国古时的青砖、黛瓦盖的四合院的平房，始建于清光绪末年，民国时期是举行宴会的外交场所，伪满间岛地区协和会成立后，成为协和会的事务所。
伪满协和会的宗旨是宣扬“建国神社”。所谓“建国神社”，日本关东军植田司令官解释为“实现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王道乐土，道义世界为理想的天皇圣意。”协和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向中国人灌输这个极为反动的“建国神社”。在行动上，协和会是日本侵略者进行武装占领和日伪军进行反革命大屠杀的一支特工队别动队。
1933月3月，伪协和会间岛地方事务局正式成立，1934年伪间岛省公署成立后，改称为协和会间岛省本部。本部下辖延吉、龙井、珲春、汪清、安图等地办事处，办事处下设分会，延吉办事处下设14个分会；龙井办事处下设11个分会；珲春办事处下设15个分会，汪清办事处下设7个分会。间岛省本部还辖有延吉协和国防青年会、龙井协和国防青年会，以及珲春协和国防青年会等筹备组织等。
据1943年1月统计，全省县本部5处，分会16处，成员达98172人。协和会以“排共运动”推动“国民运动”，鼓吹青年要成为反共先锋，并且在各地宣传反共思想，从事策反、招降、搜集情报等罪恶活动。由此可见，协和会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与镇压中国人民的工具，是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服务的法西斯组织。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协和会随之垮台。
伪间岛协助会本部  旧址位于延吉市人民路与局子街交叉口西北部，今延吉市国家税务局位置。
伪间岛协助会是以反共为目的的宪兵特伪外围组织。1934年9月6日，该会在关东军间岛宪兵队长加藤博次郎大佐的策划下，由叛徒金东汉、金松烈等人组建。本部设在延吉，隶属于间岛宪兵队，在八道沟、明月镇、百草沟、朝阳沟、铜佛寺等地设立支部，各支部、区会都隶属于当地宪兵分驻所，会员发展到8000余名。该会还组织“义勇军自卫团”和“协助会义勇团”，由当地日本宪兵队负责训练。协助会的行动纲领规定：“宣传和培养日满一体的思想，从共产党和反日反满军的阵营中转移正义分子；揭发共产党及反日反满军的地下活动；对朝鲜族人之不良分子以朝鲜族人的力量剿灭之，以其完成日满合作”。该会自成立之日起，就大肆进行破坏共产党和进步组织的活动，先后逮捕和诱降我地下党和武装人员达2200余人，破坏共产党支部和地下联络据点170余处。对于坚持在山区活动的我党抗日武装力量，采取打入内部、挑拨离间、劝降、策反等手段进行破坏，使抗日武装部队受到了严重损失。
1936年12月27日，根据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决定，间岛协助会与伪满洲帝国协助会合并，间岛协助会骨干分子重新组成秘密的“协和会特别工作部”，取代原“间岛协助会”的职能。该会在其存在的几年中，效忠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活动，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李海天特务组织  朝鲜亡国后，名门出身的李海天赴日本，参加了法西斯组织“黑龙会”。1938年被派到中国东北，密谋组织了“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李海天特务组织”，总头目李海天，副头目高日新，其成员多是我革命队伍的叛徒及网罗的社会上的地痞无赖，有100多人。他们还在中苏边境地区设立了珲春支部、绥芬河支部、密山支部、富锦支部等7个分支部。同时在哈尔滨设常驻人员，在延吉大和旅馆2号设特务活动联络据点。
这个特务组织主要任务是培训特务，而后将其派遣到中苏边境地区，搅乱后方。除直接搜集苏联情报外，还潜入苏联境内进行多种特务活动。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5月，在长春先后分三批训练了50多名特务分子。李海天特务组织对抗日民众进行疯狂的屠杀和残酷地镇压，罪恶滔天，罄竹难书。1940年底，总头目李海天被苏联反间谍机关捕获处决。
伪满中央银行延吉支行  旧址位于局子街和海兰路交叉口东南角，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延吉支行曾设在此。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金融侵略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到1931年为止，日本在东北的银行、总行和支行、办事处等共有58处，名义资本达三十亿三千万元。这些日本金融机构，不仅通过信贷等手段获取大量的利润，而且为日本实行经济侵略提供了方便条件。当时中国在东北也拥有庞大的金融机构网。如东北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和黑龙江省官银号。这“四行号”是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金融界中的决定力量。日本侵略者为了操纵整个东北的经济命脉，自然要首先夺取这些金融机构，特别是“四行号”。为此，九一八事变后，就积极着手策划设立伪满中央银行，以吞并“四行号”，操纵东北的金融大权。伪满洲国成立后，伪满洲国务院和参议院，于1932年6月6日通过了《满洲中央银行法》和《银行组织法》。6月15日，任命汉奸熙冾的亲信荣厚为满洲银行总裁，殖民地金融掠夺老手、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驹井德三的亲属山城乔六担任副总裁掌握实权。1932年7月1日，伪满中央银行总、分、支银行共128个单位在各地正式开业。从此，原有的“四行号”被撤销，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长春分号的建筑物，成为伪满中央银行的总行和总行的营业处。原“四行号”的其它建筑物，全部成为了伪满中央银行分支行营业处，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局子街分号的建筑物，成为伪满中央银行延吉支行址。伪满康德初年（1934年），在原大众重建新楼，伪延吉支行搬入新楼。
伪满中央银行延吉支行完全由日本人控制。自1933年至1934年，在“间岛”四个主要城市，陆续开办营业机构，在延吉、珲春两地设支行，在图们、龙井设办事处。
这样，它的地位逐渐获得了巩固，当时的营业范围及利息情况如下：六个月定期存款国币（伪币）存款年利5%，金元（日币）存款利4.5%。国币存款日利1分，金元存款日利9厘；特别存款国币存款日利8厘，金元存款日利7厘；活期存款国币存款3厘，金元存款2厘；贷款以不动产及商品作保，日利1分9厘~2分2厘。
伪延吉支行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和掠夺延边地区财政金融的重要机构。在该行控制下，延吉还设有间岛银行、延吉兴产株式会社、延吉贸易会社、延吉金融相互组合、延吉商工互助组合等。日伪利用这些金融机构来控制延吉人民的生产消费，搜刮民脂民膏，强力推行国民储蓄活动，疯狂榨取延吉人民的资财。

二、日伪强行推行“集团部落”政策，使延吉人民苦难深重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的发展壮大，以及抗日斗争的深入人心，日本侵略者感到仅靠军事“讨伐”，不可能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军事“讨伐”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必须采取“治标”与“治本”兼治的措施。其“治本工作”内容很多，其中“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实行“集团部落”，则是“治本”之策中的最残暴毒辣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就是调集日伪军警，采用烧毁民房、屠杀驱赶民众的残暴手段，强迫分散居住在抗日游击地区的各族民众离开原居住地，迁往日伪当局指定的地点集中居住，组成由日伪军警严密控制、实行法西斯统治的“集团部落”；而原驻地则被划为禁止平民居住的“无人区”，从而隔离抗日武装与广大民众的血肉关系，切断抗日武装的经济来源，使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丧失生存的物资保障，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直至最后彻底失去一切生存条件。
“集团部落”政策首先在长白山地区开始实行。1933年在延边各地普遍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建立了大批“集团部落”。1934年12月3日，伪满民政部发布关于建立“集团部落”的第969号训令后，在全东北内普遍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建立了大批“集团部落”。在这些无人区，严禁修筑房屋，绝对禁止居住；因耕种土地或其它劳作需要通过或进入“无人区”时，则必须向警察署申请并取得许可。另一方面，把被驱赶的民众集中到日伪指定的“集团部落”严加控制起来。
在部落周围建有围墙，挖有水沟，或拉上铁丝网，部落四角设有炮台（或炮楼），部落内驻有日军、伪军或警察，设有伪警察署、派出所或伪自卫团。规定12岁以上居民都要居民证，外出居民还持有警察机构签发的通行许可证和携带物品许可证，出入大门必须持证接受军警的盘查。部落居民出入耕作，限制在部落周围4公里之内，而且必须当日返回，不准携带超过个人食用的粮食、食品和食盐。
有些部落还不准携带种植可直接食用的豆类、玉米和豆类作物，秋收时还要检查地亩和粮食，防止居民留下粮食供给抗日部队。部落内实行保甲连坐制度，一人犯事，十人受株连。对违反规定者则以“通匪”论处，轻者遭毒打、监禁，重者处死。
日伪当局通过上述方法，严格控制与监视民众的言行，防止民众为抗日武装提供物资、情报，严禁建立秘密反日群众团体。由此看来，“集团部落”建设主要是以“维持治安”，“根除分散居住，加强匪民分离和农民的自卫力量”为目的的，根本不是日伪当局名义上标榜的“提高和改善农民生活”和所谓的“振兴民生”。
被赶进集团部落的农民不但严禁与抗联接触，就是在部落内也受到严格的控制与奴役，毫无人身自由可言。人们只能搭草为棚，或挖个半地穴式的“地窑子”，就是建成的少许房屋也极其简陋狭小，根本无法抵挡寒风酷暑。广大劳动人民，如同被关进监狱的“囚犯”，过着悲惨的生活。“集团部落”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法西斯集中营。
据统计，到1935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在延边各地建立单位“集团部落”达125个，强迫迁入落户14733户。到1938年，在东南满和吉林省其它地区建筑的“集团部落”达2455个。日伪当局还发布了《市街村自卫法》、《暂时户口报告规则》等反动法规，强化对“集团部落”的管理，即严格施行保家、户口和报告制度，发放“居民证明书”、身份证、旅行证，使广大人民的一举一动都置于日伪当局的严密监视之下。在许多重点“集团部落”和乡镇之间加紧修筑警备道路，安装警备电话等，以增加“讨伐”队的机动能力。
“集团部落”给延吉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一是役税加重。被囚禁在“集团部落”的居民，不但要承担围墙、炮楼、道路的修筑之役，而且还要被编入伪自卫团，担负着站岗及训练之役。至于各种苛捐杂税的缴纳，更是有增无减。二是粮食奇缺。“集团部落”建立的直接恶果是“耕地狭小”，耕地与部落间的距离增大，“在经济上对农民给予了破坏性的打击”。各“集团部落”都有因无粮可吃，居民骨瘦如柴而饥饿毙命的现象。三是住房简陋。尽管“集团部落”的围墙和炮楼修筑得相当坚固，然而“集团部落”内的居民住房却狼狈不堪。人们无力也来不及建筑新居以御寒暑，常以窝棚、马架子及地窑子等栖身，甚至还有一些人无处存身，饥寒交迫，度日维艰，病死、饿死、冻死者，不计其数。
    日伪当局“集团部落”政策的实施，导致东北抗联逐步丧失了原有斗争的基本有利条件。这样，东北抗联在敌人强大的军事攻击下，能够继续持久地坚持和发展就变得十分困难。然而，在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下，延边抗日军民却始终同“集团部落”政策进行坚决斗争。在汪清县绥芬大甸子，由于1935年春农民的反抗斗争，使日伪原定修筑9个“集团部落”的计划，一直拖到年底也未动工。1936年10月，抗联二军四师300多人攻打桦甸县东部红石砬子“集团部落”，打跑了伪警察和自卫团，缴获枪支弹药和粮食等军用物资。

三、日伪加紧推行“治安肃正”，疯狂“清剿”党的抗日武装

1936年，日伪当局在东北地区普遍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在极力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运动的同时，又将以军事“讨伐”为主的方针，改为实行军事“讨伐”与政治高压相结合的“官军民”一体、“持久治安肃正”的方针。
1936年3月，日本关东军炮制所谓《满洲国治安肃正三年计划》，企图自1936年4月起，以3年期限，“彻底肃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在满共产党”。该计划确定以伪三江、滨江、吉林、间岛省和奉天、安东的一部分地区为重点，采取“治标”、“治本”和“思想工作”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反动方针。所谓“治标”就是对党领导的抗日部队进行疯狂军事“讨伐”。所谓“治本”就是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组织自卫团，修筑警备道路，实行经济封锁，断绝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与民众的联系。所谓“思想工作”就是强化警察、特务组织，实行法西斯统治，排除“赤化”与反日思想，破坏与镇压共产党和其它反日党派团体。“三年计划”是全局性的总体部署计划，每个年度乃至季度，关东军以及日伪军警宪部门还都炮制与实施更为具体的“讨伐”计划。
在延边及吉林省境内，日伪当局实行的“治标”，主要是东南防卫地区的日军和第二军管区的伪军对伪吉林省东部、伪间岛省西部进行军事“讨伐”,并与中防卫地区、东防卫地区的日伪军协力，将伪滨江与吉林两省边界地区作为“特别治标工作”地区加以“讨伐”和防范,同时对伪奉天省东部和伪安东省北部地区进行军事“讨伐”。
日本侵略者继1936年秋对长白山地区和东边道北部地区的“大讨伐”后，从1937年夏开始，把“讨伐”重点转移到吉东、北满抗日联军活动的松花江下游地区。东南满地区虽然未列入“讨伐”重点地区，但日伪军对东南满地区的军事“讨伐”从未间断过。
1938年7月“张鼓峰事件”后，日军更加紧了对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围剿”。同时，日伪军采取严厉的经济封锁措施，妄图摧毁抗日联军生存和活动的基地。为断绝抗日联军的粮食来源，加强了对“集团部落”的控制，把抗日联军活动地区民众的粮食强制收缴，一次仅配给2-3日口粮。同时，在“集团部落”还驻扎兵力，在部落周围修筑围墙，并对进出者进行严格的身份检查，一旦发现外运粮食者，立即枪杀。
还规定“集团部落”耕地不许远离部落4公里，不允许种植可供直接食用的玉米、薯类、豆类等农作物。此外，对一切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特别是对布匹、棉花、胶鞋、食盐、药品的控制更严格，严防居民向抗日联军运送物资。不仅如此，还制定所谓“经济犯条例”，凡是把粮食、生活用品及医药等物资提供给抗日联军或代为采购者，一律以“通匪”论处，并且牵连亲友，连累邻里。
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末，日本侵略者对东边道地区进行了长达半年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这次“大讨伐”日本侵略者采取了“以华制华”（即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方法，以伪军第一军管区的部队为主力，同时调集伪军政部直辖的伪靖安军主力，伪国都宪兵队1个连，伪第三、第五管区的伪军等协同行动，总兵力达2.7万余人。另外，还有伪宪兵队组成的混成宪兵计460余人参加了这次“大讨伐”。伪宪兵队在东边道各地搜集情报，夺取粮食和武器，逮捕、屠杀、诱降抗日军民，烧毁民房，既开展“治标”工作，也进行“治本”工作。这次“大讨伐”虽然主要以伪军独立进行，但实际上指挥者是担任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的佐佐木到一少将，及以他为首的主要由关东军军官组成的“讨伐指导部”。这次东边道“讨伐”，并没有日军配合行动，但是，伪军的一切行动都要在日本军事顾问“讨伐指挥部”的指示下行动。各旅和教导队中有日本军事教官，团、连有日系军官，部队的一切行动，事无巨细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伪军只是充当走狗和炮灰。“大讨伐”区域为东边道北部，即通化、辑安、临江、长白、抚松、濛江、辉南、金川、柳河等9县。“讨伐”目标明确规定为在通化地区活动的王凤阁抗日救国军，以及来自延边地区的抗联队伍。“讨伐”的行动要领是“在日本军一部分的协助下，歼灭在该地方的匪贼，特别是共匪，务必尽可能长期地将所需兵力高度分散配备在各县，同时以一定之兵力担任游击讨伐，使匪贼“无存身之地”。在独立大讨伐的行动中，敌人纠集2万以上的兵力，并有飞机助战；开动宣传工具，狂妄地叫囔，“发动全国之兵力，消灭东边道的敌匪”。部队与军警宪特紧密配合，采用军事进攻及政治诱降等各种毒辣阴脸手段，集中对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军进行疯狂“讨伐”和破坏瓦解活动。在这次“大讨伐”中，抗日军民损失巨大。抗日游击区不断缩小，各地方党组织相继遭破坏，南满地区的对敌斗争环境越来越险恶，但抗联部队仍坚持战斗，日伪并没有达到彻底消灭东边道抗日武装的目的。
由于日本侵略者大肆推行“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疯狂“讨伐”抗日联军和破坏抗日游击区，致使原有的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被迫由人口较多的浅山区转入到人口稀少的深山区，在深山密林中建立密营地和后方军事基地，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抗日联军不仅经常遭受敌人的追击、围攻，还因敌人的经济封锁，给养、弹药来源被断绝，经常受到饥饿、严寒及弹药奇缺之困。为了解决所需粮食、弹药，抗日部队常常要经过激烈的战斗，甚至用战士的鲜血和生命去换取给养。尤其是在冬季，在渺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中，天寒地冻，部队经常与超过自己十几倍、几十倍的敌人苦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法西斯统治和经济掠夺使东北人民陷入灾难之中，特别是日伪实行“军事讨伐”和“治安肃正”后，东北人民抗日斗争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抗联部队由于缺衣少食又无医无药，部队减员日益严重，抗日游击区和大部分根据地遭到破坏，活动区域由原来的70余个县减少到十几个县，抗联部队由原来的3万多人减少到不足2000余人，第一路军的兵力不足1000人，许多部队不得不转移到原始森林和边境地区活动，处境十分艰难。杨靖宇、魏拯民、陈翰章、侯国忠、方振声、曹亚范、李龙云、吴仲洽、韩仁和、黄海峰等一路军团以上指挥员相继牺牲，少数意志薄弱者经不住艰苦的环境与生死的考验，变成可耻的叛徒。在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极端艰苦时期的形势下，为整顿队伍，坚持东北抗日斗争，依据“保存实力，积蓄力量，准备再战”的方针，为了坚持抗战到底，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于1940年3月和12月，中共东北党组织与苏方两次举行“伯力会议”。第一次会议商定了必要时抗联队伍可以转入苏联境内活动等问题。自此，东北人民抗日斗争走上了一个新阶段——野营训练和小部队游击斗争阶段。
1940年1月24日至2月5日，在苏联境内的伯力召开了中共吉东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吉东省委负责人、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北满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冯仲云，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会议通过了《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的讨论总结提纲》和《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等两个文件。
根据会议的决定，抗日联军各部队从1940年初开始实施改编。第二路军所属部队改编为第二、第五、第八等3个支队；第三路军改编为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支队，抗联第一路军拟改为第一、第四、第七等3个支队。但由于联系被中断，第一路军的改编计划在当年没有实现，仍以各方面军番号行动，直到入苏后的1941年3月方得以完成改编。1940年12月下旬至1941年1月上旬，抗联各部队领导人在苏联境内的伯力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第二次“伯力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保中、崔石泉（崔庸健）、季青、王效明、柴世荣、金策、金日成、徐哲、安吉、张寿篯、冯仲云等11人，中共中央代表团没有到会。
会议提出了全满统一集中领导机关，由省代表选举全满临时委员会，暂以3人为限；由大会直接选举书记1人，全满党委临时领导机关暂设在伯力城的方案和组成统一的最高领导机关总司令部的议案。经研究讨论，作出了“东北抗联各支队主力搬到苏联边境隐蔽整训，同时组织一些小部队在东北境内坚持游击活动”的重要决策。会议确定了开展小部队活动的方式；“收缩实力，保存干部，进行整顿，分散活动”。这一方针的确定，适应了当时的形势需要，目的是通过整训，积蓄力量，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为将来战略大反攻准备思想和组织基础。
抗联部队进入野营后就开始正式进行整训，内容包括政治学习、军事训练、技术培训、文化学习。其中，军事方面主要是列队、射击、刺杀、投弹、滑雪、跳伞、无线电操作和译电、汽车驾驶等内容；政治学习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文件、《论持久战》、《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苏联共产（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重要章节、苏联1936年宪法、《全国抗战的形势》、《东北游击运动的发展前途》等。从营地建设到各种训练，不仅提高了政治素质，也提高了军事素质，为开展小部队的游击活动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