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粉碎日军第一次大“讨伐”与“海兰江大血案”

　　抗日游击队的日益发展壮大和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延边4县游击队及游击根据地刚一建立，日本侵略者就千方百计妄图消灭和镇压抗日力量。他们派出由军队、宪兵和警察组成的“讨伐”队，连续不断地向抗日武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以最残酷、最毒辣的手段进行围剿和军事大“讨伐”。

　　面对凶残的敌人和恶劣的环境，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满怀斗争的信念和勇气，发扬打不垮的硬骨头精神，视死如归，无怨无悔地付出一切乃至生命，展现出了延吉人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日本侵略军对东满地区的第一次大“讨伐”始于1932年春，到1933年3月结束。

　　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从辽西战场和朝鲜调遣部队，准备对东满抗日武装进行第一次“大讨伐”。1932年4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调遣驻朝鲜罗南第十九师团组成的“间岛派遣队”侵入延吉、龙井等地。        4月17日，日本关东军平贺部队从长春向东满增援，与“间岛派遣队”汇合，关东军鹤见部队也从宁安县向东满进犯。

　　这三股日本侵略军侵入东满后，纠集当地军警和伪武装自卫团，对东满的抗日群众进行第一次大“讨伐”，先后侵占珲春、延吉、和龙、汪清县等的许多城镇与乡村，对延边的抗日群众进行大“围剿”。

　　延边4县游击队在各族群众的支持下，奋起抗击，顽强战斗，挫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围剿”。自4月3日至7月2日期间，日军“讨伐队”与东满抗日游击队交战100余次，敌人出动飞机380架次；4月至是年年底，共屠杀东满各族人民1200余名，逮捕1500余名；自4月至翌年3月第一次大“讨伐”结束为止，敌人对游击区先后进行军事“讨伐”381次。

　　中共东满特委和各县委领导游击队、赤卫队和抗日群众，积极开展反“讨伐”斗争。1932年春，中共延吉县委召开党团积极分子会议，决定创建延吉县抗日游击队。同年春夏，在王隅沟区、八道沟区、海兰区、依兰沟区、老头沟区分别建立游击队，在中共延吉县委和各区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武装斗争。面对日伪军联合“围剿”，游击队用猎枪、土炸弹等简陋的武器，采取突然袭击、速战速决的游击战术，攻击敌人的小股部队和据点，不断取得胜利。

　　1932年5月，日伪军集结500～600人的“讨伐”队向三道湾抗日游击根据地进犯，敌人在飞机的轰炸扫射配合下，把各个村庄变成一片废墟。5月19日，日伪军再次对三道湾一带进行大“讨伐”，400余名抗日军民奋起反击，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

　　同年5月，延吉县风林洞游击队员在帽儿山设下埋伏，袭击了2辆日军汽车，打死打伤10余名日伪军。依兰沟赤卫队和妇女队袭击九龙坪伪警察署，打死打伤多名伪警察。

　　1932年农历5月初，王隅沟区游击队在崔贤的指挥下，在依兰沟以北吉青岭北坡袭击日军军用车1辆，击毙日军1人，缴获5支枪。

　　9月，王隅沟区游击队在盂地庄岭（今依兰镇新光屯南）北坡，又袭击了日军“讨伐”队军车1辆，击毙日军军官2人和士兵3人，缴获5支枪和1 000多发子弹。

　　同月，王隅沟区游击队与南阳村自卫队在春兴村西山附近再次联合袭击日军汽车1辆，击毙日军4人，缴获4支枪和150发子弹。

　　针对日军对东满第一次大“讨伐”，中共东满特委和各县委领导游击队、赤卫队和革命群众，积极开展了反“讨伐”战斗。1933年1月，延吉县游击大队20多人在细鳞河梨花洞伏击日军。1月，延吉县游击大队40多人与驻百草沟日军守备队、依兰沟警察、伪自卫团组成的“讨伐”队交战。同月，延吉县游击大队50余人在花莲里与日警、宪兵、伪自卫团交战。延吉县游击大队在三道湾能芝营与数百名日军“讨伐”队展开激战，毙敌70余人。9日，延吉县游击大队10余人在朝阳川东南马鹿沟（今小母鹿沟）与日警交战。15日、19日，延吉县游击大队在铜佛寺西北苇子沟（今铜佛寺西北岐阳水库北）与日军守备队和警察进行了两次激战。20日，延吉县游击大队与山林队海龙部队联合，在王隅沟同日军守备队、警察、伪自卫团激战7个小时，打退了日伪军联合“讨伐”。22日，延吉县游击队在烟集岗（今依兰镇台岩村附近）与日警和伪自卫团交战达3个小时。31日，延吉县游击大队20多人在苇子沟姜村（今图们市长安镇张家村）围攻11名日本警察。同日，与铜佛寺日警和伪自卫团在大桥洞战斗40分钟。2月13日，延吉县游击大队50余人在三道湾张芝营草甸子与敌“讨伐”队交战，经过两天战斗，歼敌数十人。9日、17日，延吉县游击大队在铜佛寺西北苇子沟击退了日本宪兵队、警察和伪自卫团的两次进攻。20日，延吉县游击大队20余人在细鳞河石磨洞与日本宪兵队80余人交战、在铜佛寺西北苇子沟与日军“讨伐”队交战。28日，延吉县游击大队120余人在烟集岗（今依兰镇台岩村附近），与日军守备队和警察进行了遭遇战。

　　进入2月，延吉县游击大队在依兰沟西北合水村（今古城村村委会驻地）东南伏击日军汽车2辆，汽车均被炸毁。延吉县游击大队一部在王隅沟伏击日伪“讨伐”队，毙敌20余人。3月15日，延吉县游击大队100余人在五道沟（今三道湾镇五道村境内）与日军守备队和八道沟警察交战。21日，日军金谷部队和依兰沟伪警察偷袭四方台，延吉县游击大队100余人展开反击战，打退了敌人。3月，延吉县游击大队在八道沟富岩伏击日军“讨伐”队，击毙日军指挥官及数名士兵。延吉县游击大队一部在烟集岗袭击伪军，歼敌8人，缴枪8支。延吉县游击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金顺德带领游击队员化装成农民，奇袭烟集岗伪自卫团团部，处死民愤极大的伪自卫团团长，缴获枪支20多支。依兰沟日本守备队、太阳村和九龙坪的伪武装自卫团100多人拼凑成“讨伐”队，进犯王隅沟根据地北洞古城村，驻扎在北洞的延吉县游击大队第四、第五中队60人在烟筒砬子山顶埋伏。烟筒砬子山位于合水村西北100米处，高出地面约50米，山脚下有一条公路，是九龙坪去古城村的必经之地。当日伪“讨伐”队50人朝西北方向走来经过烟筒砬子时，游击队猛烈开火，当场击毙6名伪军和9匹战马，随即发起冲击，敌人不战而逃，游击队缴获步枪6支、战马1匹。

　　延吉县抗日游击队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援下，联合反日部队，主动出击，先后攻打八道沟街、老头沟街、五凤金矿、天宝山矿等日伪主要据点和矿区，消灭了诸多日伪军，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但是根据地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1932年冬，中共东满特委和中共延吉县委驻地古城村东入口处房屋被毁，特委机关转移到小汪清抗日根据地，中共延吉县委留下来坚持斗争，一直到1933年秋。

　　1933年初，日军调集3 000余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再次对小汪清和延吉县依兰沟、石人沟、三道湾，珲春县大荒沟、烟筒砬子等游击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围剿”。日伪军和自卫团纠集近2000人，进犯延吉县王隅沟抗日游击根据地。王隅沟军民利用伏击战和进攻战等多种战术，重创来犯之敌，粉碎了敌人的“讨伐”。

　　1月20日，日军守备队、伪警察和伪自卫团50余人进犯王隅沟根据地。延吉县游击大队与山林队“海龙”部联合迎敌，激战7个多小时，击退了敌人。到了春天，日军“讨伐”队再次进犯王隅沟，当到达合水村时，被女游击队员崔淑发现。崔淑将日军引进一栋草房，与其他游击队员一起，用“延吉炸弹”一举消灭敌人，保卫了根据地。

　　在这次“讨伐”中，王隅沟上村遭到敌人破坏，王隅沟党政机关只好撤离此地，转移到古城村。三道湾抗日游击根据地军民利用有利地势，伏击日伪“讨伐”队，毙伤敌人几十名，成功击退敌人。并主动出击迂回到敌后，袭击敌人的防守阵地和兵营，致使敌人腹背受敌，无法有效地组织“讨伐”，不得不灰溜溜逃回老巢。

　　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次大“讨伐”，在东满各地制造了无数惨案。其中，在延吉县海兰区制造的“海兰江大血案”最为惨烈。

　　“海兰江大血案”发生在以花莲里为中心的延吉县海兰地区。花莲里位于布尔哈通河与海兰江交汇处东岸，它西南隔海兰江与笔架山相望，西北贴近布尔哈通河与海兰江汇合，四周群山环绕，峰峦叠起，是连接延吉、龙井、图们等地的交通要道。一条30华里长的山沟纵横交错，通向四方，北花莲里、南花莲里、柳亭洞、仲介洞、学校村、鸡林村、小营、磨盘等14个朝鲜族聚居的自然屯坐落在各个沟口，共有700多户人家。

　　上世纪初，这里是反日运动先驱者和民族独立运动志士的活动基地。进入20年代以来，这里的人们受反日民族革命思想和马列主义新思潮的影响，积极参加了“三一三”反日大示威、“红五月斗争”等各种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30年代初，中共东满特委根据迅猛发展的抗日武装斗争形势，以花莲里为中心，成立了中共海兰区委。海兰区人民在区委的领导下，清除汉奸走狗，严惩恶霸地主，袭击日伪军警，夺取敌人武器，建立抗日游击队，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势力，开辟了以花莲里为中心的海兰游击区。

　　日本侵略者把海兰区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看做“心腹之患”，认为“不干掉花莲里的共产党，就不能灭绝共产党”，叫嚣要“翻花莲里的天，覆花莲里的地”，并称“打死一百个朝鲜人，其中至少有一个共产党或共青团”。

　　1931年10月，日本驻龙井总领事馆头目暗中唆使崔南顺、朴熙善、金东厚等亲日走狗，网罗恶霸地主和叛徒，成立伪自卫团，答应他们杀一个共产党员赏7元，杀一个干部赏15元，活捉一个多发给一支枪。伪自卫团甘当走卒，与日寇狼狈为奸，疯狂“讨伐”河东、小营子、磨盘山、花莲里、桦尖子等地。其中，对花莲里的“讨伐”极其残酷。

　　从10月15日开始，日伪军警和伪自卫团对花莲里一带进行“讨伐”，不到5天就杀害了金明浩、朴得男等12名革命者。第6天，伪自卫团从花莲里上村出发，袭击各个村落，用刺刀刺死7岁儿童金石松，烧死金学善有孕在身的妻子和他的3个兄弟，杀害金泰极家属4人和外来干部4人，共杀害15名干部群众。小营伪自卫团逮捕了女游击队员太今明，当敌人要凌辱她时，她毅然跳进小营村龟河洞一口水井，壮烈牺牲。

　　10月30日，开山屯、月晴等地的干部在花莲里召开会议，不料敌人探知了这个消息。日本驻延吉领事分馆警察、河东伪自卫团以及广济、小营子、东沟、五岩洞等地的伪自卫团，在日本领事馆保安队的配合下，突然围剿花莲里。游击队英勇反击，大部分干部和游击队员顺利突围，但10余名干部和游击队员在战斗中牺牲，3名女游击队员被捕，其中2人被押到磨盘山杀害。日本领事馆当即奖赏了河东伪自卫团10支步枪。

　　1932年3月28日，日本守备队和自卫团50多人从南花莲里开始“讨伐”，一直“讨伐”到花莲里的中村、柳亭村、石建坪，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逮捕金道济、金龙洙等4人，并用大刀砍死金道济。在半路上，他们还逮捕了18名无辜百姓，并在押送石建坪的途中全部杀害。

　　1932年阴历8月初，海兰区游击队与相邻地区的游击队在花莲里柳亭村讨论夺取伪护路队武装计划，混进村里的一个叛徒于头天晚上得知这一情况，向敌人告了密。日本守备队和河东、小营子自卫团70余人紧急出动，于8月7日凌晨用3挺机枪、1门山炮，团团包围只有9户人家的柳亭村，开枪开炮发动突然袭击。海兰区委领导在酣睡中惊醒，立即组织游击队奋力抵抗，但因寡不敌众，未能成功。敌人闯进村里，挨家挨户杀人放火，无论男女老少一个也不放过。区委书记李相根、组织委员张相淳、宣传委员金正奎与抗日游击队员22人及31名群众惨遭杀害，柳亭村一夜间成了废墟，史称“八七惨案”。中共海兰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反日斗争一时处于停滞状态。

　　11月16日，河东、小营子伪自卫团配合日本守备队，再次突然袭击花莲里。在山岗上放哨的游击队员金尚益发现敌情想回去报告时，已被敌人包围。他毅然冲进敌群，用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因患伤寒躲在地洞的金某等5名同志被敌人逮捕，有的被放在柴垛上活活烧死，有的被劈死后抛进火堆，有的被剁成块扔进开水里，有的被绑在碾子杆上被刀刺入喉部，有的被抠出眼睛再被棍子打死，其惨状目不忍睹。

　　12月12日，河东伪自卫团在延吉守备队和警察的配合下再次“讨伐”花莲里，用残忍的手段屠杀朝鲜族革命者和反日群众。刽子手们将革命者金贵松剁成数段，将尸体扔进火堆里；将金“雇农”绑在磨盘柱子上，用刺刀慢慢折磨死；在游击队员俞一男的脖子上捅一刀，再用碾子压死；俞一男的妻子被扒光衣服，受尽凌辱后被拖到山沟里杀害，4岁的儿子被刺刀刺死，俞一男的弟弟被敌人砍了头。敌人还活埋了几十名革命者。

　　1931年10月至1933年2月，敌人“讨伐”海兰区94次，其中伪自卫团“讨伐”竟达91次，比主子更凶狂，犯下了滔天罪行。在这期间，海兰区被屠杀者达1700余人，花莲里等许多村庄化为灰烬，成了废墟，这就是举世震惊的“海兰江大血案”。

　　这就是日军制造的震惊全东满的、骇人听闻的“海兰江大血案”。 日军以延吉为中心进行大“讨伐”的同时，对和龙、汪清、珲春等县的许多城镇和乡村也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和屠杀。

　　海兰区人民没有被敌人的暴行吓倒，他们化悲痛为力量，转移到王隅沟抗日游击队，继续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