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延吉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随着延吉地区抗日游击队的建立和逐渐扩大，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促使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地加强其法西斯的殖民统治和疯狂的军事“讨伐”，企图把游击队消灭在萌芽之中。在白色恐怖下，日本侵略者到处任意搜捕、放火、抓人、杀人，无恶不作，实行严密的军警统治。因此，延吉地区游击队迫切需要建立“能够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即稳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延吉地区在九一八事变前就有很好的反日群众基础。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延吉地区的北部、汪清西部、和龙南部一些山林农村中，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和红色游击队，开展了1931年“秋收斗争”和1932年“春荒斗争”，人民群众反日情绪日趋高涨。其次，这些根据地创建于农村，更多的是在偏僻的山区，可以解决抗日军民的口粮和装备。除了靠缴获的战利品外，还组织农业生产和军工生产，取消游击区域“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的集体农场制度，鼓励农民从事各种生产劳动，实行“谁种的地谁打的粮归谁”。这些政策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激发了游击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加强了根据地内部的团结。再次，不断扩大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影响，为根据地军民获得军事情报和解决给养等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中共东满特委《苏维埃建设工作大纲》中所指出，延边地区的“反日（反帝）运动和土地革命运动已经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开展起来”，并且还“有了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以及“适于防守的地势”，具备了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条件。
1932年4月，日本侵略者对东满地区进行第一次“讨伐”，各地的反日群众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保存有生力量，遂远离市区，集中到敌人反动势力相对比较薄弱的山区和山沟。于是，这些偏僻地区成为抗日群众控制的地方，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区和根据地。
从1932年至1936年，延吉地区的抗日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和其他各民族群众一道，陆续在延吉王隅沟、八道沟、三道沟、依兰沟等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的山区、密林中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先后建立11个抗日游击根据地。其中，较大的根据地为王隅沟抗日游击根据地和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现延吉市行政区域内就有5个抗日游击根据地。
 
1、王隅沟抗日游击根据地
 
王隅沟抗日游击根据地位于今延吉市依兰镇西北部，地处延吉市与原龙井及汪清交界处，南距延吉市60华里，北有芳草岭，东北有吉青岭，南有黑林子山与马向峰，西与三道乡为邻。中部有依兰河由西北向东南注入布尔哈通河，河两岸有小片峡谷盆地4处，这一带村落棋布，住有700多农户。
根据地始建于1932年春夏，这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1930年，中共王隅沟支部成立，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反帝联盟、互济会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31年秋，中共王隅沟区委成立，下设王隅沟、柳菜、松林洞、北洞和南洞支部，领导当地群众开展了“秋收”、“春荒”斗争。广大群众经受了锻炼，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
1932年春，日本侵略者为了镇压革命力量，再次“讨伐”依兰沟地区，制造了“五一惨案”、“三户村惨案”、“南阳村下村惨案”、“李医生沟惨案”，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烧毁了许多民房。此后，依兰区群众转移到王隅沟。
面对血淋淋的现实，党和革命群众认识到，必须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1932年夏，以原有的赤卫队和游击队为基础，成立王隅沟游击中队，金东九、金洛千为中队领导。
王隅沟游击中队成立后，多次与敌人交战。1932年6月，偷袭依兰沟敌军营房；7月，阻击小百草沟日伪军“讨伐”队；8月，联合反日部队袭击八道沟；9月，袭击路过春兴街的日本汽车，联合反日部队攻打九龙坪。这些只是诸多战斗中比较大的几次，其余战斗少则杀伤敌人几名，多则杀伤20余名，并且缴获了一些武器和物资。
游击队的发展壮大促进了政权建设。1932年秋，以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为首的，中共东满特委和中共延吉县委机关迁移到古城村（今延吉市依兰镇境内）。花莲里的革命群众也转移到王隅沟区，使王隅沟人口又有所增加，达到2000余人。
1932年11月2日，在中共东满特委和中共延吉县委的直接领导下，王隅沟区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北洞、南洞、王隅沟三个村苏维埃代表以及兄弟地区的代表共600多人参加。会议经民主选举，选出王隅沟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委员，李相默任主席。王隅沟区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标志着王隅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正式创立。王隅沟区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设土地、军事、经济、教育、法政等办事机构，制定了施政纲领，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采取了革命措施。在政治上，废除一切旧政权的法令和民族不平等的制度，对敌人实行专政，16岁以上工农群众和革命军人有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保证他们当家作主人。在经济上，没收一切地主及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反革命分子的土地、房屋及一切农具和资产，分配给贫雇农、中农及游击队家属，废除苛捐杂税，宣布实行累进税；撤消“朝鲜人民会”金融部，取消其它一切高利贷剥削，宣布成立农民自己的无利息贷款信用社。为保证战争需要，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建立兵工厂、被服厂、医院，支援游击队作战。在文化上，创办小学，保障学龄儿童就学，并在成年人中大力开展扫盲运动。在军事上，除游击队外，组织反日自卫队、赤卫队、少先队等半军事性武装，保卫根据地或配合游击队作战。上述措施虽然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未能全部实现，且存在着严重的“左”的倾向，阻碍了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但也为开展抗日游击战提供了可以依托的战略基地，给革命群众指明了方向。1933年6月，根据党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王隅沟区苏维埃政府改称王隅沟区人民革命政府，成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各阶层反日分子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将抗日游击战争推向高潮。
王隅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促进了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壮大。1933年1月，延吉县抗日游击大队正式成立。王隅沟游击队编入延吉县游击大队，大队部设在王隅沟，朴东根任大队长，朴吉任政委。
队伍发展到130余人，拥有步枪60支、手枪15支，还有不少土枪。大队下设3个中队，驻扎在王隅沟、三道、宫岩、长财、四洞、十一南洞、苇子沟等地。
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援下，驻扎在王隅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游击中队积极配合兄弟游击中队和反日部队，先后攻打八道街、五凤金矿、老头沟街和天宝山等地，消灭了诸多日伪军，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粉碎了敌人的“讨伐”，壮大了队伍。到1934年初，队伍发展到300余人，当年3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第一团，成为装备较好、战斗力较强的武装队伍。
王隅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成立和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恐慌。1933年春，日伪军和自卫团近2000人向王隅沟抗日游击根据地发起进攻，王隅沟军民利用埋伏战和运动战，粉碎了敌人的“讨伐”。但在这次“讨伐”中，王隅沟上村遭到破坏，王隅沟党政机关只好撤离王隅沟上村，转移到古城村。
1933年冬，敌人采用“焦土战术”，向王隅沟古城一带发动进攻。王隅沟抗日游击队采取转移群众、避开敌人主力、各个击破的战术，粉碎了敌人的“讨伐”，群众转移到莲花洞，部队驻扎在周家沟。
1934年秋冬，敌人采用更加野蛮的“堡垒”战术和“焦土”战术，向王隅沟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讨伐”，烧毁了根据地全部房屋，在古城村、莲花洞等地建立集团部落，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屠杀了数百名无辜百姓。抗日群众没有被敌人吓倒，他们转移到四方台坚持斗争。当年12月，在与敌人的作战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抗日军民放弃四方台，转移到了三道湾抗日游击根据地。
王隅沟抗日游击根据地自1932年春创建到1934年末撤销期间，与敌人交战70～80次，毙伤、俘敌不下四五百人。期间，该根据地是中共东满特委的驻地，是东满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又是中共延吉县委的所在地。在东满特委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日，为东满抗日斗争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2、八区（八道沟）抗日游击队与抗日游击根据地
八区（八道沟）抗日游击根据地位于今延吉市朝阳川镇北部长胜村和依兰镇石人沟一带偏僻山区，地处烟集河上游，几条小溪由西北向东南流入布尔哈通河。河两岸地势平坦，耕地肥沃，河谷两面层峦叠嶂，树林茂密，地势险峻，是根据地天然屏障。而且，敌人的统治势力薄弱，群众基础好，北部与王隅沟、三道沟2个根据地相邻，南与局子街、朝阳川接壤，是一个开辟游击活动的好后方。
1931年4月，中共延吉八区委正式成立，李信俊任书记。区委下辖凤林洞、茂山村、新昌洞、富岩洞、新兴洞、太平沟、小东沟、五合公、台岩等11个支部。
1931年秋，八区区委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秋收斗争”，动员2000多名群众，围住地主张折兰宅院，强烈要求减租减息，实行“三七制”、“四六制”，迫使延吉道尹公署同意实行“减租”、“减息”要求，取得了“秋收斗争”的胜利。
1932年春开展的“春荒斗争”中，八区群众在区委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到清算恶霸地主和汉奸走狗的斗争中，打开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打击了日伪反动势力。
日本侵略者为镇压抗日力量，纠集重兵对八区进行大规模的“讨伐”，大肆搜捕、残杀革命群众。在凤林洞、大马鹿沟、新兴洞、小八道沟、永昌洞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惨案。1932年，由于日本侵略者的“讨伐”日益加剧，八区区委为保存革命力量，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将八道、太阳、烟集、延吉等地抗日军民转移到远离石人沟、富岩洞和长财村的偏僻地方，并以此为中心创建了八区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3年4月，在县委和区委的领导下，八区革命群众在石人沟成立八区苏维埃政府（下辖石人沟、富岩洞、长财村苏维埃政府，不久改为人民革命政府），选举金昌俊为政府主席。八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动员群众，夺取武器，并整顿了突击队、反日自卫队等群众抗日武装及妇女会、农民协会、少先队等反日群众团体。
这些组织积极生产，支援前线，站岗放哨，侦察敌情，配合游击队与敌人作战，为保卫根据地而斗争。
八区首任突击队长是金明八。突击队以大刀、土枪、长矛等为主要武器，夺取地主武器，逐步武装了自己。1933年，延吉县游击大队组建后，八区突击队改编为延吉县游击大队驻富岩游击中队，林胜奎任中队长，下辖长财、七户村、富岩、石人沟等4个游击小队。
八区军民的抗日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势力，对日伪反动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1934年秋，日本侵略者派遣精锐部队，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疯狂进攻八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八区军民不怕牺牲，顽强地反击敌人。八区区委考虑到敌强我弱，为保存革命力量，持久开展抗日斗争，决定放弃八区根据地，转移到三道湾抗日根据地。
 
3、三道湾抗日游击队与抗日游击根据地
 
三道湾抗日游击根据地位于延吉市西北部，地处敦化、安图、汪清三县交接地，是一个由北向南伸展的峡谷。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国军和山林队驻扎在张芝营、屯田营、平岗、梨树沟和东沟等地，不少群众在这里生活。
1932年夏季以来，由于日寇的军事“讨伐”，各地区革命者和家属陆续转移到三道湾根据地坚持抗日斗争。在党的领导下，革命力量日益壮大，经常进入日寇统治区，袭击岗哨和伪自卫团驻地，夺取武器，武装自己，扩大抗日武装力量。
1933年初，在中共瓮声砬子区委直接领导下，区革命委员会在三道湾平岗沟成立，代行苏维埃政权的职能，同时成立的还有半军事性组织——赤卫队、反日自卫队，配合游击队作战，保卫根据地。
少先队、儿童团等其它群众组织经常帮助游击队、赤卫队站岗放哨，担当通讯联络、侦察等工作。
1933年末，根据上级党委指示，八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军民与其它游击区的军民在三道湾汇合。延吉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与东满特委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负责同志陆续来到三道湾根据地。
兵工厂、医院、被服厂、印刷厂等机构也相继建立，三道湾抗日游击根据地成了东满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
1934年1月20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三道湾根据地，在张芝营与抗日军民激战一天，敌人死伤70人后狼狈逃窜。
1934年夏，延吉县游击大队在罗圈子伏击伪明月沟自卫团，缴获了许多战利品。
根据党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和满洲省委提出的要求，中共东满特委和游击队于1934年3月15日在张芝营召开特委和游击队负责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相默、朱镇、王德泰及游击队负责干部共10余人。会议按照省委决定，合编各县游击队，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朱镇为师长，王德泰为政委，下设4个团。
延吉县游击大队改编为第一团，金顺德任团长，崔雪韶任政委。
1934年5月9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第一团联合山林队，袭击在三道湾执行修筑“集团部落”任务的伪军，17名伪军投降，我军缴获步枪11支，并摧毁了“集团部落”。
1934年，驻扎在三道湾长财的东北人民革命军150余人与反日士兵300余人联合袭击八道沟，夺取了大量物资。同年，独立师第一团进攻天宝山，解除了伪自卫团武装，缴获枪支11支。
1934年2月1日，东北人民革命军200余人趁夜袭击并烧毁八道沟五凤金矿株式会社精炼所，带走6名人质和数十石小米。
1935年1月6日，东北人民革命军200人夜袭老头沟，夺得了大批军用物质。1月，魏拯民在三道湾平岗沟里举办东满党政军领导干部学习班，讲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大家加深了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解，总结了经验教训，进一步纠正了“左”倾错误。
但是，“左”倾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左”的影响继续存在。1935年1月，中共东满特委组织部长李相默和第二军第一独立师师长朱镇被怀疑为“民生团”成员，受到监禁。李相默伺机逃走，2月初朱镇也逃离根据地，叛变投敌。为免遭敌人袭击，2月上旬，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师部、一团团部、延吉县委、八区、王隅沟区等根据地领导机关先后转移到安图车厂子（今和龙市境内）。根据地群众一部分被遣散到敌占区，一部分随同机关一起前往车厂子，一部分转移到延吉县大荒崴（今属汪清县）。
三道湾抗日游击根据地自1933年创立到1935年，存在时间不长，但留下了许多革命遗址。其中主要有：一是东满特委联络所遗址和中共延吉县委遗址；二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师部和一团团部遗址；三是张芝营二军第一独立师成立遗址；四是东满党政军干部学习班遗址，以及兵工厂、医院、被服厂、印刷厂等遗址。
1961年，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上述遗址被列为州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依兰沟抗日游击队与抗日游击根据地
 
“明月沟会议（瓮声砬子会议）”的召开和“春荒斗争”的胜利，为东满抗日游击队的创建和发展指明了方向。1932年2月到3月，珲春、延吉、汪清、和龙等地县委根据“明月沟会议（瓮声砬子会议）”精神，分别召开党团积极分子会议，决定发动群众，夺取敌人武器，恢复和扩建抗日游击队。在恢复和扩建游击队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号召人民群众“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开展夺取武器斗争。人民群众响应东满特委的号召，在开展“春荒斗争”的同时，从日伪、恶霸地主手里夺取武器。各地党团组织不仅动员游击队、突击队和赤卫队，还动员工人、农民，甚至老幼妇孺都来参与夺取敌人武器的斗争。人民群众在夺取敌人武器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延吉在东满各县中党的力量强、群众斗争基础好。延吉人民在“秋收”斗争和“春荒斗争”中，走在东满各县的前头。1932年春，中共延吉县委在组织开展“春荒斗争”的同时，又在依兰沟区、老头沟区、八道沟区和海兰区等地组织突击队，开展群众性的夺取敌人武器的斗争，创建了游击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延吉人民的反日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他们拿起武器，积极投身到反日反封建斗争的洪流中。
1932年春，依兰区突击队在延吉县王隅沟（原依兰镇西北2.5公里处）成立。不久，突击队员袭击恶霸地主和伪军岗哨，夺取了2支手枪和1支步枪。同年夏，依兰沟区两名共青团员在局子街郊区大成村河边地里铲地。当时正值洪水猛涨，一名伪警察走到河边，命令他们背他过河。两名团员把警察背到河中心，扔进河里，夺下手枪。不久，他们用这只手枪袭击伪保安团分住所，又夺取了11支步枪。突击队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依兰区游击队。老头沟区的赤卫队员在局子街、老头沟等地袭击伪警察署，夺取武器，建立了老头沟游击队。
1932年10月，依兰区、老头沟区游击队在延吉县依兰沟北洞（今延吉市依兰镇高城村境内）合并，组建了延吉县抗日游击队。
1932年夏，海兰区花莲里赤卫队负责人金顺德，率领十几名队员化装成日本军警，摸进桦尖子伪警察分署，解除了敌人的武装。
10月，中共延吉县委将依兰沟游击队和老头沟区游击队合并，组建延吉县游击大队，朴东根为大队长，朴吉为政委。
不久，党组织指派王德泰到三道湾山林队从事兵运工作。年底，他从山林队带出全副武装的20人，来到依兰沟加入游击队。1933年1月，花莲里游击队也转移到依兰沟，壮大了队伍。
1933年冬天，伪满护路兵闯进花莲里村，抢走老百姓牲口，遭到金顺德率领的赤卫队的伏击，赤卫队活捉4名护路兵，缴获4支步枪，夺回了被抢的牲口。1934年1月，花莲里赤卫队转移到王隅沟，编入延吉县游击大队。
5、花莲里抗日游击队与抗日游击根据地
 
花莲里抗日根据地位于延吉市东30多华里处，今延吉市河龙村以东，包括水砧洞、柳亭村、学校村、北花莲里、南花莲里、农沟、上村、中村、鸡林村、卢家村等多个村庄，海兰江与布尔哈通河在这里交汇。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东满特委发出“一切爱国人民，迅速动员起来，开展殊死斗争，恢复失地”的号召。
1931年10月，中共海兰区委成立，所辖支部包括花莲里、东盛涌、桦尖子支部，区委书记为李相根。海兰区委成立后，在中共延吉县委领导下，于11月初发动花莲里一带农民开展了“秋收斗争”，1932年又开展了“春荒斗争”。斗争从最初的减租减息转为没收地主、走狗粮食，后来发展为严惩恶霸地主、清算亲日走狗。
1932年9月，花莲里抗日游击队成立后，领导花莲里人民机智勇敢地夺取了鬼子、地主的武器，并在柳亭村、东沟、中村、上村等处建立铁匠炉，制造出大刀、枪矛等武器。10月中旬，南昌益率领2名游击队员装扮成日本鬼子缉私队，三更半夜摸到桦尖子警察分驻所，往大门缝里递进延吉缉私队长的“明信片”。敌人信以为真，打开大门。游击队员们大喊一声“别动”闯进屋里，夺取了10支步枪和衣物。10月下旬的一天，伪护路军趁着游击队不在花莲里时，前来掠夺农民的牲畜和粮食。金顺德闻讯，立即率领15名游击队员埋伏在道边，活捉了4名护路军，缴获4支步枪，并夺回被抢走的牲畜和粮食还给了农民。
1932年阴历8月7日清晨，日本军警出动汉奸、走狗、自卫团70多人包围柳亭村，架起三挺机枪，闯进村子放火杀人，连小孩子也不放过，杀害53名群众，制造了“八七惨案”。此后，日伪讨伐队和自卫团对花莲里一带的“讨伐”更加残酷。面对日本鬼子的猖狂讨伐，金顺德、南昌益领导的游击队在群众的支持下，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1932年末，花莲里根据地转移到了王隅沟。
1932年4月至1933年末，日伪军警发动的两次大“讨伐”，在延边地区四县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反击下，以失败而告终。游击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与日伪军周旋于密林之中，展开殊死搏斗，终于击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取得了反“讨伐”斗争的重大胜利。
但是，由于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有些地区片面地强调建立红军游击队、通过在义勇军内组织哗变并编入游击队等方法来瓦解“救国军”、山林队等抗日队伍，从而恶化了游击队与其它抗日部队的关系。在根据地内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没收一切地主豪绅土地、财产分给贫苦农民的做法排斥了许多抗日分子，结果游击队的活动区域逐渐缩小，严重影响了抗日游击战的深入发展。
 
6、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作用
 
    1932年冬至1933年春，东满其它各县也相继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范围多在方圆60—70里到100余里之间，人口少的有600—700人，多的达1000—2000人。东满游击根据地的人口总数约为20 000人。创建抗日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已成为东满地区抗日斗争的主要形式。这些根据地先后成立区、村苏维埃政府或代行人民政权职能的革命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成为积蓄和壮大人民抗日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在王隅沟、八道沟、三道湾等地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后，中共延吉县委积极领导苏区人民开展各项建设工作，在加强党的建设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基础上，制定出一系列法令和政策，深入开展土地革命。
1933年1月，中共东满特委发布《中共东满特委苏维埃建设工作大纲》，在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条件、组成方式、工作职权、工农兵民主权利、土地政策与经济制度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规定。
在政治上，废除旧政权的法令和一切压迫、剥削人民的制度，规定“中农、贫农、雇农、苦力、手工业者、工人、游击队士兵等十六岁以上男女，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富农没有这种权利”，实行民族平等，男女平等，保障工农兵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宣布八小时劳动制及最低标准劳动工资”。
在经济上，废除封建剥削制度，“没收中、日、韩一切地主阶级及走狗的土地财产，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及游击队战士，取消高利货和苛捐杂税”，对农产品实行累进税，撤销朝鲜人民会金融部，组建无利息货款的农民信用社。对以贩卖日用必需品及从事手工业生产为目的的合作社和小商人予以免税。
《大纲》还制定了土地政策：没收地主及走狗的所有财产，但不触动富农和中农的土地；土地分配以劳动力为基准，即男子15岁以上50岁以下、女子15岁以上40岁以下者为一个整劳动力，实行平均分配，但通常以贫雇农利益为中心；女子也必须分配土地，以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剩余的土地分配由苏维埃管理，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不允许买卖，将来一切土地全部归苏维埃，农民只有土地耕种权。《大纲》认为，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在根据地，消灭封建地主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最重大的社会变革。
在军事上，将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和突击队集中到根据地，整编为延吉县抗日游击大队，由中共延吉县委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使游击队成为王隅沟、八道沟、三道湾三大块游击根据地及苏维埃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柱石。
在扩充抗日游击队、健全党的领导作用的同时，在根据地成立农民自卫队和以少先队为主体的青年义勇军等半军事性群众武装。
据统计，1933年1月至1934年5月间，农民自卫军有630余人，青年义勇军有280余人，均属于延吉县抗日游击大队的三个中队。
1933年9月，全东满共有反日会员19000余人，农民自卫队员和少先队员（青年义勇军——编者注）1600余人。这些群众武装与妇女会、儿童团等反日群众团体一道，积极参加根据地生产、支前、护理伤病员、站岗、侦察、通讯、宣传等活动，配合游击队作战，为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生产上，根据地党组织和政府把粮食生产作为根据地生存的头等任务，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生产。由于敌人实行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加上当地生产条件很差，粮食生产非常困难。“春耕的牛是最大困难，比如湾湾沟春耕最少要100头牛，现在只有4头牛和4匹马”。其次，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和生产组织方式的错误，“从别处移过来难民的农村，各团体的工作人（员）差不多不参加劳动”。为此，政府规定：凡是在根据地内居住的党、团员和群众，都必须参加生产，否则将被逐出根据地。为了解决生产资金，政府组织合作社，“可是一点资金也没有，比方湾湾沟苏维埃最近才从各方面没收回来得到100元做合作社资本，群众有的一文钱也没有。”面对种种困难，各苏维埃政府积极发动群众解决资金难题，保证春耕的顺利进行。游击队也抽出相当的人力、物力，帮助群众解决牲口、种子等种地所需的物质。由于政府和全体军民重视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根据地的缺粮难题。
苏维埃政府还自力更生，创办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等小型工厂，制造弹药，修理枪械，制作军服，印刷课本、传单、报刊等，解决军事物资和日用品短缺的困难。王隅沟北洞兵工厂是东满各抗日游击根据地中规模最大的兵工厂，主要是修理枪械，也生产子弹、手榴弹、土炸弹、战刀、手枪等武器。
当时，东满各根据地共有小型兵工厂4个，技术工人18名；被服厂4个，技术工人36名，缝纫机25架；印刷厂3个，油印机18台。这些工厂虽然规模小、设备简陋、生产能力低，但在艰苦的环境下，能够生产出许多军需物资，支援抗日前线，使根据地成为东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可靠依托和战略基地。
在文化教育事业上，根据地坚持和发展了适应战时需要的抗日民族文化教育事业。1932年冬，苏区政府颁布《小学义务教育法》，并开办各类学校，对学龄儿童进行义务教育。学校以抗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为教育重点，自编教材，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授课。通过教育普及了文化知识，提高了学生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学校还组织了儿童团。在共青团组织和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组成文艺宣传队，自编戏剧、歌谣、舞蹈等节目，慰问抗日军民，有时还跟随游击队到敌占区进行抗日宣传。
1933年春，八区苏维埃政府在富岩洞（今朝阳川镇长胜村）建立了儿童俱乐部。中共八区委选派教育部长兼共青团书记李倍日和少年儿童团队长金贞淑负责儿童俱乐部工作。儿童俱乐部有l6名10岁至14岁的学生，集体住宿，平时学习文化课，业余时间排练文艺节目，为游击队战士和根据地群众演出，有时还到五凤金矿为工人演出，很多工人受到鼓舞，参加了游击队。
1933年9月，延吉县抗日游击大队联合三道湾驻防的反日士兵，袭击八道沟街和五凤金矿，取得了胜利。当天晚上，他们在长财村召开兵民联欢会，儿童俱乐部演出文艺节目，鼓舞了官兵们的抗日斗志。
1935年初，延吉游击根据地军民迁移到安图车厂子。根据地政府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将缴获的生活物品首先供给学校，以保证教育事业继续发展。
根据地政府还重视成人社会教育，帮助群众建立识字班、夜校，开展扫盲、识字运动。1933年开始，使用自编教材《成人基础读本》，其主要内容有：一、工人、农民、兵士；二、革命……五、剥削阶级；六、被剥削阶级；七、劳动和读书；八、学习是革命等。教学采取流动教学、实物教学、群众互教互学的形式，提高军民的文化、政治素质。在根据地，以抗日救国和民族解放为内容的朝鲜族文学艺术有了新的发展。在歌谣、戏剧、散文、诗词等体裁中，抗日歌谣创作最为活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强烈的革命性、鼓动性，代表性的有《九一八事变歌》、《反日歌》、《抗日联军战歌》、《十迸歌》、《总动员歌》、《最后决战歌》、《游击队进行曲》、《延吉监狱歌》、《赤旗歌》等。
这些歌谣热情歌颂抗日军民的英雄业绩，表达朝鲜族人民向往民族解放、建设新社会的理想，反映火热的战斗生活，揭露日伪的黑暗统治。此外，很多抗日歌曲至今在群众中流传。根据地还创作演出了《血海之唱》、《战斗的密林》、《庆祝大会》等话剧和歌剧。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朝、汉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生活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
根据地还出版发行《两条战线》、《斗争》、《战斗日报》等油印报刊，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罪恶行径。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有些文稿带有“左”倾错误，误导了党内斗争和抗日斗争策略，但总体上讲，对统一党组织和抗日队伍的思想，争取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激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斗志，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