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红五月斗争”与“八一吉敦暴动”在延吉

　　红五月斗争  为加强对东北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928年底委派刘少奇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0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选派王耿（注 ）到延边组织恢复党组织工作。同年2月，王耿等人在和龙县大砬子成立延边特别支部委员会，王耿任书记，下设石建坪、大砬子、南阳坪、东良社、大坎子等5个支部。在中共东满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各县相继成立党的基层组织，为反日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和群众基础。

　　1930年4月初，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动五一全国总示威运动的第71号通告精神作出了《满洲党团省委对于“五一”的工作决议》。决议要求有党、团组织的地方，“都必须坚决组织广大群众示威”；各地要“迅速组织行动委员会，集中党团及一切力量推动这一工作”。为贯彻执行满洲党、团省委的指示精神，中共延边特别支部决定，联合朝鲜共产主义者共同成立“‘五一’斗争委员会”，来领导延边地区开展“红五月斗争”，并在斗争中考察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同时，印制传单，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反对高利贷剥削”、“抗租抗税抗债”等革命口号。

　　1930年5月1日，延吉地区农民、工人、学生，在中共东满特支“‘五一’斗争行动委员会”领导下，拉开了“红五月斗争”序幕。他们高举反日旗帜，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举行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红五月斗争”浪潮。中共局子街北山小学支部委员曹振家（北平香山慈幼院毕业生）身穿朝鲜族服装上街演说，宣传革命道理。游行后，直接参加了捣毁日伪机关的活动。党支部向广大师生宣传马列主义，激发了学生的爱国反日热情。

　　与此同时，“红五月斗争”在延吉县六道沟除日本人学校以外的20余所中小学校爆发。教师罢教，学生罢课，召开群众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殖民教育，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党化教育，要求“实行培养民族独立精神的教育，实现工农需要的苏维埃教育。“延吉市散发传单外又在学校里召集少数觉悟分子会议，这也是用了秘密方式，不过在延吉散发的传单过多，的确调动了敌人严森的队伍”。

　　同日，延吉县六道沟制袜、印刷、铁工、土木、担水等行业的200余名手工业者举行同盟罢工，召开群众大会，举行反日示威游行。延吉县头道沟（今和龙市头道镇）召集300人以上的群众大会，提出“五一”斗争口号，宣传苏维埃代表大会。与会者群情激昂，组织了反帝同盟。和龙县子洞（今属龙井市）召集150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组织了农民互助会。延吉县北蛤蟆塘（今属汪清县）召集300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散发传单，反动军警紧急出动，强行驱散群众。同一天，延吉县平岗（今属和龙市）、石门（今属龙井市德新镇），和龙县三道沟（今和龙市城区）、明东（今属龙井市）以及敦化县、额穆县（今属敦化市）等地群众也举行了反日集会和示威游行，有的地方还成立了反帝大同盟和农民自卫队。

　　延吉地区的“红五月斗争”迅速扩展到整个东满地区。5月5日，平岗药水洞农民600余人举行游行示威；5月21日，在和龙县街（大砬子），以县立第一学校为代表的广大师生高呼反对国民党党化教育、反对殖民地教育、反对关闭私立学校等口号，举行示威游行，学生沿途散发中共东满特支印发的传单。5月23日，以和龙县私立明东小学为代表的3所学校师生和农民群众共600余人再次举行示威游行，解救出被捕的3名师生。
5月23日至25日，中共东满特别支部派出党员和斗争骨干组成的小分队、宣传队深入各地农村，领导农民群众焚烧地主和高利贷主的契约、账据，没收地主土豪的粮食、财产，打击亲日走狗和土豪劣绅，继续把“红五月斗争”引向深入。5月25日，中共东满特别支部在领导农民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决定在平岗药水洞建立苏维埃政府。26日（有的史料记载为27日），在申春（注 ）、周现甲、李东鲜（注 ）等人的组织下，药水洞、长仁江、头道沟等地1 000多名群众在药水洞上村集会，宣布成立药水洞苏维埃政府。这是党在东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连续三天举行示威游行，愤怒的群众处决了朴必钟等5名罪大恶极的亲日地主及其走狗，焚烧了地主的契约和高利贷主的账据，并没收临近村庄地主、高利贷主的土地、农具等全部财产，分发给了贫苦农民。药水洞苏维埃政府在先前组织的50余人的基础上，扩大了农民赤卫队。

　　随着“红五月斗争”的深入，中共东满特别支部发表《五卅纪念宣言》，领导延边人民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再次掀起反帝反封建高潮。中共东满特别支部认为，延边的40万朝鲜族大多数是农民，其中70%以上是佃农、贫农，中农以下，一般农民的生活极其贫困，更因为过去3年连年歉收，这一年又收成无望，除了暴动以外，别无选择。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尤其是高利贷主与农民的关系普遍紧张。金融组合当年（1930年）放债总额达70万元，东洋拓殖会社放债达150余万元，朝鲜族人的各金融团体放债达400万元以上。这笔巨款农民要在当年秋冬之前偿还，但农民没有这个能力。为此，中共东满特别支部制定了以和龙药水洞群众和武装组织为中心，动员附近农民首先占领头道沟的行动计划，提出：“延边各族人民联合起来举行‘五卅’暴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军阀政府”、“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烧毁金融部，东拓救济会，高利贷金融组合”、“抗租抗税抗捐抗放债”、“争取八小时劳动制”、“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等革命口号。

　　作为东北地区最早的人民革命政权，尽管药水洞苏维埃政府后来遭到日本侵略者和东北军阀的镇压，但是它率先为延边地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进行了大胆尝试，在东北人民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篇章。

　　5月29日晚，三道沟革命群众在安学善、崔龙夏的指挥下，首先举行暴动。晚12时，暴动队伍在忠信场（今和龙市城区）散发传单，高呼革命口号，焚烧日本侵略者的机关、朝鲜人居留民会（亲日组织）和亲日地主卢明华、金柱璜的房屋，另一支暴动队伍在清波湖（今清湖村）附近切断电话线，砍倒电线杆。由此，三道沟革命群众揭开了“五卅暴动”的序幕。
头道沟是中共东满特别支部确定的暴动中心，主要攻击目标是日本驻头道沟领事分馆、亲日组织朝鲜人居留民会、商埠局、日本普通学校、中国军兵营、公安局、亲日地主住宅等。

　　5月30日晚，药水洞、长仁江、细鳞河、二道沟、明丰等地的500余名赤卫队和群众，在暴动指挥部成员苏圣奎的指挥下，三面包围了头道沟。晚11时，以点燃民会事务所的火光为信号，暴动队打猎枪、放鞭炮，冲进头道沟街区，切断电话线，袭击日本领事分馆，烧毁亲日走狗的住宅和普通学校。日本领事分馆警察和商埠局警察大惊失色，吓得不敢轻举妄动。

　　当晚，龙井数百名群众在姜学悌、金哲的领导下，集结到龙井东山大陆橡胶厂附近，而后兵分三路，进攻龙井的日伪机关。一路队伍来到龙井东部大佛屯（今龙井市大成）附近，切断电线，袭击龙井发电所，破坏机器，火烧电厂。另一路队伍计划袭击天图铁路龙井机车库和火车站，但因敌人的负隅顽抗未能攻入，转至龙井西部，捣毁海兰江铁路桥，日本侵略者的运输线路陷入瘫痪。第三路队伍用手榴弹炸毁了日本东洋拓殖会社一处办公室，烧毁了地主董正福的酒厂和商人金明熙的房屋。

　　5月31日，南阳坪（今和龙市八道河子）群众焚烧了日本人开办的中兴学校，破坏了天图铁路桥梁。杰满洞群众烧毁了亲日组织朝鲜人居留民会的办公室。局子街群众焚烧了小营子亲日地主、资本家的房屋。老头沟群众烧毁了老头沟东侧的天图铁路桥梁，捣毁了日伪机关，切断了电话线，打死了一些日本警察及其走狗。二道沟、三道沟、大砬子、湖泉街、开山屯、石建坪、铜佛寺、北蛤蟆塘等地的朝鲜族民众也奋起捣毁了当地日伪机关，打死了一些日本警察及其走狗，将没收来的地主、高利贷主的粮食分发给贫苦农民，并焚烧高利贷契约和土地租用契约。

　　延吉的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红五月斗争”，经受了考验，许多积极分子光荣入党，成为抗日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如：延吉县依兰沟南洞金英信（原名金英淑，女）参加“红五月斗争”，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东满特委妇女部长；局子街北山村东满五月斗争行动委员会委员曹基锡受东满特委委派，在蛤蟆塘组织和领导“红五月斗争”，同年6月任中共北山村支部书记，后任延吉区委书记、东满特委宣传部长等职；朝阳川太平沟吉成村吕东俊（又名安青松，安光波）在朝阳川地区参加“五卅”暴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任中共延和中心县委秘书；花莲里上村南昌益（又名南昌日、南日）是本村反帝同盟负责人，带领群众积极参加“红五月斗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第三团政治委员；依兰沟东沟的朴东根在当地参加“红五月斗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第一团团长；依兰沟南阳村柳兰恒于1930年初参加南阳村青年会，在办夜校、教文化的同时，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5月参加当地的“红五月斗争”，不久加入青年团，任共青团南阳村支部书记，后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第一团参谋长；延吉县倒木沟郑应洙领导老头沟群众发起“五卅暴动”，破坏铁路桥，切断电话线，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延吉县长财村党支部书记，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二军第四师副官；烟集岗龙渊洞赵仁默1930年春加入共青团，5月参加当地的“红五月斗争”，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部警卫旅第二团团长。

　　“红五月斗争”发展到“五卅”暴动，极大地震慑了日伪反动势力，他们疯狂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党组织和群众组织蒙受了严重损失。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成立3天后，日本驻头道沟领事分馆警察到药水洞进行大搜捕，100余名青壮年遭到逮捕。6月10日，“五卅”暴动指挥部成员在东良於口吴元瑞家里召开会议，讨论“红五月斗争”经验教训和今后的斗争方案，遭到日本驻间岛总领事馆警察20余人的包围。姜学悌在激战中为掩护战友中弹牺牲；金哲在突围时因腿部受伤而被捕，在狱中英勇就义；崔亨益也被日本警察逮捕。在此之前，即6月6日，日本领事馆警察闯进大成中学，逮捕了所谓“五卅”暴动嫌疑犯李永植等5名教员和100多名学生。据统计，因参加“五卅”暴动被日军逮捕、押送到汉城（今首尔）西大门刑务所（监狱）的共有39人，其中31人被判刑。暴动领导人金槿被判无期徒刑，黄振渊被判10年徒刑。据资料记载，在“五卅”暴动中，革命者伤亡190人，被捕者达3168人，其中被判处死刑者22人，被起诉者达390人。由于党组织在斗争中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暴露了党组织，许多党、团员和骨干分子被捕、被杀，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损失。中共东满特别支部一度遭到破坏，1930年2月东满特别支部成立时的15名党员，到7月末仅剩7名。

　　“红五月斗争”是延吉各族人民在延边党领导下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并有原朝鲜共产党人参加的中朝两国人民联合进行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统治的斗争，沉重打击了日伪反动势力，使敌人遭到严重损失，反动统治机构一时处于瘫痪状态。展现了延边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锻炼了各族群众，考验了一大批朝鲜共产主义者，创建了各种反日团体和武装，为今后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日本侵略者与反动当局狼狈为奸，残酷镇压“红五月斗争”，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就被扼杀在摇篮中。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有的惨遭杀害。中共东满特别支部一度遭到破坏，学校里的共产党员在被撤职、被通缉的情况下被迫离开延吉，延吉地区大部分党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八一吉敦暴动  1930年，敦化连续三年歉收，当年又遭到严重旱灾，敦化的农民“穷迫到非起来直接暴动没有活路的境地”。因此，中共延边特别支部在领导“红五月斗争”的同时，将敦化也列为组织暴动的中心地区之一。7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廖如愿率领工作组赴东满开展巡视工作，途径敦化并停留两天，吸收20余名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指示他们在敦化地区开展工作，建立党组织，并详细分析当前的政治形势，讨论了党的路线和策略。廖如愿还以全国总工会代表的名义在敦化出席了赤卫队干部会议。8月1日之前，中共满洲省委东满特派员朴允瑞来到敦化，开始进行组织暴动的准备工作，由马天穆等组成中共吉敦线临时党部，以朴允瑞作总指挥为暴动总指挥部。

　　经过周密策划和准备，中共吉敦线临时党部于1930年8月1日提出“八一吉敦暴动”倡议，号召一切被压迫民众团结起来，高举反侵略旗帜，“向魔鬼的帝国主义宣战”，“作决死血战，打破他们狗政权，非树立我们工农的政府不可”，并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府及一切军阀”、“没收地主土地，不分民族分给农民”、“没收帝国主义的企业及金融机关”、“将军阀战争转为土地革命战争”等口号。

　　8月1日凌晨，在中共吉敦线临时党部的领导下，敦化、额穆两县朝鲜族农民600余人在新开道、马号、南黄泥河子（今贤儒镇）和额穆县官地同时暴动。姜世一、金益洙指挥的40多名暴动队员，袭击新开道保卫团第一分队防所，冲进武器库，缴获16支步枪和1 000多发子弹，焚毁保卫团分队防所房屋5间。100多名暴动队员在韩光宇的指挥下，事先派人以夜幕为掩护，在马号陆军七团游击中队兵营的土墙上挖出了洞口。凌晨2时，暴动队员通过墙洞进入兵营，遭到敌人的负隅顽抗，激战2小时后撤退。同一时刻，洪一山、尹顺灿等带领20多名暴动队员，袭击南黄泥河子公安局第三分驻所，击伤敌人2名。郑哲浩、李范龙指挥的100多名额穆暴动队员，袭击驻扎在官地的陆军第七团第八连防所，击伤敌人3名，缴获步枪1支和50发子弹。另一支袭击队冲进额穆县税捐分局，烧毁税票计税证书，缴获被服和不少钱币。凌晨3时，额穆大队各分队分别袭击了退抟（今前进乡）陆军驻防所和新站警察署，缴获10余支枪，烧毁了吉敦铁路小姑家至拉法、蛟河至柳树河之间的2座木桥，砍倒铁路沿线10余根电线杆，割断电线，致使交通和电信中断。蛟河大队在韩一光的指挥下，动员二里河、义气沟、义气杖子、团山子等地的农民，组织暴动队，袭击蛟河北面苇子站的保甲所和保卫团，但终因敌强我弱，被迫撤退。在暴动中，中共吉敦线临时党支部将《檄告》和暴动口号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并成立了苏维埃临时组织，将暴动队伍改编成游击队。

　　“八一吉敦暴动”后，延吉人民积极声援吉敦沿线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斗争。中共延（吉）和（龙）中心县委发出关于援助敦额暴动的通告，延（吉）和（龙）游击队积极响应并配合敦额暴动，在倒木沟与敌人展开激战。局子街600余名群众以“延边农工商联合会”名义在延春剧场召开市民大会，声援 “八一吉敦暴动”，声讨日本侵略者无视我国主权、横行霸道的罪行，并举行了示威游行。数百名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缴敌人的械，破坏电话线，散发传单，以实际行动支援敦额农民暴动。延吉县老头沟煤矿工人给武装暴动队送来了500个炸药包、600多个雷管和30多米长的导火线。28日，延吉县守信乡杨木顶子农民暴动队150多人与当地军警交战，守信乡南沟、五道河、碧岩、九岩坪等地群众相继加入农民暴动队伍，人员增至数百名。8月末，中共延吉县平岗区委领导药水洞农民再次开展土地革命，在成立过苏维埃政府的上村再次召集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延和县农民代表大会决议》，宣告了平岗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大会选举李凤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设立了宣传、行政、经济、军事等机构。为支援 “八一吉敦暴动”，平岗区工农游击队70多名队员在游击队总指挥申春率领下，携带武器向敦化进发，途中切断老头沟和瓮声砬子之间的电话线，袭击了倒木沟保卫团。由于交战失利，队伍被敌人打散。9月27日，延吉县细鳞河、青芝河300多名群众举行了暴动。
“八一吉敦暴动”不同于延边的“五卅”暴动，主要打击对象是当地反动军警和封建地主，其目的是通过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在这次暴动中，“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执行者不顾日伪势力强大、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实际情况，以微弱的武装力量攻打强大的敌人，导致了失败。

　　“八一吉敦暴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反帝反封建农民暴动。通过武装暴动，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激发了各族群众团结一致、共同与中外反动派进行斗争的革命热情。特别是参加暴动者大多是朝鲜族农民，他们不仅与汉族农民并肩战斗，还主动把暴动中没收的粮食首先分给汉族群众，然后再分给朝鲜族群众，这样更加增进了民族团结。尽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八一吉敦暴动”的失败不可避免，但却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领导各族人民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斗争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