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反帝反封建斗争与“三一三”反日示威运动

　　清末民初，延吉各族人民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朝鲜族人民更是灾难深重。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尽管颁布《中华民国国籍法》，1914年又对此进行修订，并发布《修正国籍法》，但是关于外国人入籍的条件却大体相同。因此，延吉道尹公署极力推行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朝鲜族只有“薙发易服（注 ）”才能入籍，并“授田为民”。这种民族同化政策极大地伤害了朝鲜族人民的自尊心，他们宁肯沦为雇农、佃农，也不愿意接受民族同化政策，于是接连掀起了反对封建官府和抗税抗捐的斗争。其中，规模影响力最大的是延吉西部祥发源一带朝鲜族农民发起的反官府斗争。

　　祥发源朝鲜族农民反官府斗争  祥发源位于今延吉市西郊小营镇民主村、吉兴2队一带。1914年1月7日，祥发源朝鲜族农民奋起抗争，声讨恶霸势力依仗官府、伙同巡警以征收“入籍费”为名勒索民财的罪行。数百名朝鲜族农民高举“举民登状”的大旗，从祥发源出发，来到坐落在布尔哈通河南岸的北洋政府机关——吉林东南路观察使署，强烈要求惩办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龙井、和龙、汪清等地的数百名朝鲜族农民代表也赶来声援。他们包围观察使署，要求处罚强制乱收“入籍费”的恶霸势力和巡警。地方官府派出军警，逮捕了300余人。这一暴行激怒了更多的朝鲜族农民，他们个个手提灯笼，讽刺世道黑暗。数以千计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强烈要求惩办贪官污吏、释放被捕群众。道尹陶彬吓得不敢露面，最后不得不答应惩罚强制乱收“入籍费”的有关人员，并释放了被扣押群众，反官府斗争取得了胜利。

　　祥发源一带朝鲜族农民的斗争，对地方官府实行民族欺压和残酷的封建剥削统治是一次沉重打击。尽管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只局限于自发性的农民斗争，但显示了人民群众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有力地推动了延吉一带反封建斗争的发展。

　　“三一三”反日示威运动  1917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沙俄的专制统治，苏维埃革命政权发表“和平宣言”，宣告实行民族独立和无赔偿、无合并原则。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也推行“民族自决”。这些极大地鼓舞了渴望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传出即将召开巴黎和会，与会国家将承认被压迫民族独立的消息后，更是鼓舞了延边地区的朝鲜族人民。自从1913年，日本借口保护日商，派遣300多名日军强行进驻局子街，延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使朝鲜族集聚区反日情绪日趋高涨，反压迫、反侵略斗争从此成为延吉这段历史的主流。局子街先后涌现出士友契、铁友团、铁血光复团等许多反日爱国团体，群众的反日情绪不断高涨，到1918年，一场大规模的反日群众运动开始酝酿。到1919年3月13日，这场运动终于以龙井发生的反日示威运动为开端，在延边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19年1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14点和平原则，其中包括反殖民的民族自决原则，旅日朝鲜留学生们倍受鼓舞。

　　1919年1月21日，被幽禁在汉城德寿宫的朝鲜高宗李熙被日本人毒死，消息很快传出，激起朝鲜人民的极大义愤。1919年2月8日，旅日朝鲜留学生们在东京发表了《二八独立宣言》。朝鲜半岛的佛教、天道教与基督教等积极响应，决定于3月3日发表《独立宣言书》，后来将计划改为3月1日在汉城塔洞公园举行盛大集会。

　　2月中旬，朝鲜国内酝酿“三一”运动的消息传到延吉地区，局子街道立中学代表崔雄烈和金弼守、小营子光成学校代表金豪、和龙县明东学校代表刘益铉、子洞正东中学宋昌文等人秘密集会，决定动员组织各校学生举行反日演讲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3月1日，汉城的学生、市民纷纷聚集在塔洞公园，人数达30多万。他们宣读《独立宣言书》，高呼“大韩独立万岁”，气壮山河。同日，平壤也发生了反抗日本殖民侵略的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活动，独立洪流迅速席卷了整个朝鲜半岛。

　　3月7日，消息传到延吉地区，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反日斗志。第二天，局子街反日志士金永学、姜伯奎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3月13日在龙井村召开声援朝鲜独立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群众集会，任命金永学为会长，裴亨湜为副会长。此外，决定延吉各地私立学校自3月10日起一律停课，以动员更多的师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号召社会各阶层人士积极参加反日群众大会。

　　驻北京日本公使迅速照会民国政府外交部，要求阻止延吉地区人民群众的反日示威活动。3月10日，局子街“间岛日本领事分馆”要求延吉道尹张世铨派兵阻止延吉民众的反日集会，并威胁“处理不好日将派兵镇压”。迫于要挟，延吉道尹公署于3月11日发出布告，“禁止一切有损中日关系的行为”。12日凌晨，张世栓在道尹公署召集局子街知名人士开会，勒令停止一切反日活动，遭到大家拒绝。张世铨遂命令延吉陆军第二混成旅步兵第二团团长孟富徳派兵进驻龙井村，与龙井商埠局军警共同商讨对策。

　　3月13日晨，孟富德派70名士兵把守延吉河南桥，阻止群众前往龙井村参加集会，但未能动摇广大民众反日示威的意志。延吉地区的反日群众和学生从四面八方涌进龙井村。大会原定中午12时举行，因地方军警阻挠，议事部决定临时转移到永新学校的空地上举行。11时，大批朝鲜族民众聚集到会场。孟富徳强行驱散群众，群众集会地点被迫转移到东北方约800米外瑞甸平原的一块谷子地。中午时分，大会开始。金永学以“全体居住朝鲜民族”的名义宣读《独立宣言书》、《公约三章》，群众高呼“独立万岁”。接着，刘礼均、裴亨湜、黄志英等人发表演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全场群众个个泪流满面，阵阵呐喊声响彻天空。

　　演讲结束后，数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汉族群众也积极参与其中。孔德洽高举写有“大韩独立”字样的五丈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高举五色旗和太极旗的300多名师生紧随其后，一路高呼“打倒亲日走狗”、“反对日本侵略”等口号。途中，龙井的200多名学生也加入到游行队伍。游行队伍冲破地方军警的“警戒线”，向间岛日本总领事馆挺进，并与军警发生冲突。孟富德下令开枪，军警向赤手空拳的示威群众射击，化装成朝鲜族群众的日本便衣特务也趁乱开枪实施镇压。据统计，在这一事件中，共有48人受伤，孔德洽、朴文浩、玄凤律等14人遇难， 94人被捕（男84人，女10人）。

　　由于组织者对局势的认识短浅和领导的的失误，这次反日人民大示威没有成功。但是，群众的反日决心十分坚定。17日，各界爱国人士组成义士会，组织1500多人再次聚集龙井村，高举两幅挽联，抬着遇难者遗体游行。不少人携带猎枪和大刀，有的人拿着锄头，有的人拿着木棍，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和地方军警的血腥屠杀，随后来到龙井村东南虚清里（合成里）公墓，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延吉地区“三一三”反日示威运动得到了兄弟民族的大力支持与声援。当龙井村反日示威运动遭到地方官府血腥镇压时，延吉地区教育界知名人士、延吉道立第二中学学监关俊彦联络各地知名汉族人士，成立反日声援会，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残暴行径。龙井村东山学校和局子街道立中学的汉族师生参加了反日示威运动和殉难烈士追悼会。上海的《独立新闻》、吉林的《吉长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等国内多家新闻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对这次反日示威斗争给予有力声援。

　　“三一三”反日示威活动，是延吉地区广大朝鲜族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群众性革命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掀起延边各县各族群众空前的反日爱国热潮。

　　延吉各族人民早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唤起了广大民众的爱国意识和反对民族歧视意识，争取自身权利，开创了延吉各族人民为了共同的目标并肩战斗的先河，为以后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各族人民团结合作、共同奋斗树立了榜样，推动了延吉地区先进分子开始寻求抗日救亡运动的道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