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社会经济及各项事业的发展状况

　　从光绪七年（1881年）清政府正式实施移民实边开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延吉各族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初步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基础与生存环境，多数人的生活比起朝鲜故国和山东等内地老家时有了明显的改善。延吉的农业、工商业和教育、文化、医疗等各个行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受封建生产关系的限制和当时社会局势始终动荡不稳的影响，延吉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比较缓慢。

　　农业  咸丰年间，沉寂百余年的南荒围场开始有了人烟。图们江南岸的朝鲜灾民和国内山东、河北等地的垦荒农民冒着被官府驱赶、捉拿的危险，前往延吉地区开垦土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垦民孙长海在今依兰镇平安村开垦2.7公顷，种植了大麦和玉米。垦民王济在今小营镇长白乡处开荒3.4公顷，种植了大豆、谷子。尝到甜头的垦民越聚越多，清政府虽三令五申不准开荒，但始终未能奏效。光绪七年（1881年），清政府在南岗设置招垦分局，当时奏报南岗有垦成熟地18939.62公顷。山东、河北一带垦民视此地为淘金地，胆大一些的携家带口前来谋生。招垦分局准许他们认领荒原，并发放“四至土地执照”。“四至土地执照”未标明地亩，于是领有此照的一些强权者就无限扩张土地，一时间出现了许多因人手不够未及开垦的土地。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政府设置越垦局，划出图们江左岸长约350公里，宽25公里地带，允许朝鲜农民越江垦荒，吸引了大批日本高压之下的朝鲜农民前来垦荒，其中许多人成为领有“四至土地执照”者的佣工或佃农。光绪十五年（1889年），朝鲜北部发生前所未有的大水灾、虫灾和旱灾，朝鲜贫苦农民为了谋求生路，越过图们江，涌入今延吉地区境内。光绪十六年（1890年），一韩姓农民勾结官府，霸占开垦100公顷土地。到1919年前后，陆续有垦民在今小营镇东光、东风、明新、民主、吉兴、光进、民兴及今依兰镇的自安、清茶、利民、台岩、新岩等村开垦土地1875公顷。到1928年，延吉区域内的平原、丘陵、台地、坡地基本被开垦，垦殖率达17.9%。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为解决其国内粮荒和侵略战争的需要，订出庞大的开垦计划。自1933年起，日本侵略者实行并屯政策，强行吞并土地，并以“开拓满洲”为名，从日本、朝鲜大量移入开拓民，开垦土地。这一时期，耕地开垦方式主要有日本人开拓、朝鲜人开拓、满人开拓和学田地（学田地清末已有）等4种。1937年，延吉地区旱田开发总面积为72495公顷。1943年，延吉地区计有2913户农户，其中朝鲜族农户占90.25%，已陆续开发小营子、祥发源、达理洞、龙浦洞、龙河等地的丘陵万余公顷。

　　延吉地区的手工农具是19世纪中叶由汉族、朝鲜农民带来的。直到解放初期，用的农具基本上是三弯（弯犁、弯锄、弯镰）、三石（石磙、石碾、石磨）等传统农具，新中国成立后，在农业生产田间作业的许多环节仍旧沿用。

　　林材业  南岗封禁200多年来，境内森林茂密，山清水秀。光绪五年（1879年），朝鲜饥民过图们江进入延吉地区，开荒种地。他们和关内移民出于生活需要，盲目采伐森林，自用、出售木材，毁林垦田，破坏了图们江左岸的森林资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延吉地区有了专门的木帮。

　　清末，延吉有5户木匠铺，产品有简单的家具、建筑材料、牛马车、手摇纺车和简易编织机、官箱柜、坐凳、米斗等。

　　1914年，民国政府颁布《森林法》。1920年，国民政府农商部颁布修订了《东三省国有林发放规则》，在延边地区大量开设林场，民间采木业日趋兴盛。

　　1915年，延吉林地面积为10.6万公顷。其中，疏林地2.9万公顷，占林地面积的27%；中密林7.7万公顷，占林地面积的73%。

　　1919年，吉林森林局在延吉局子街成立，由于只征木税（11%），放松管理，官有林仍遭民间自由采伐。1912年至1926年间，布尔哈通河流域被采伐木材107270立方米。

　　私营及个体手工业  清末，随着市井繁荣，各类简单的手工业作坊应运而生。最早出现的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办的延吉海源长酿酒坊，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开办的祥发源酿酒坊。宣统元年（1909年），延吉小型家庭手工业有82户。至20世纪20年代，发展到30个行业200余户。有磨坊、糖坊、油坊、粉坊、烧锅等农副产品加工业，亦有纸坊、铁匠炉、银匠铺、皮铺等生活用品和农业生产工具制造业。这些手工业铺坊规模小的有资本金几千元，大的有大工场，资产本金有数万元。规模小些的铺坊多以家庭为单位，产品自产自销；规模大些的铺坊、工场则雇佣伙计（也称劳金）。如“海源长”烧锅有资本金万余元，雇工32人。祥发源烧锅资本金3万元，有厂房30余间，雇工40余人，形成最早的劳资关系。工匠、伙计、学徒辛苦劳动但收入微薄，雇佣双方关系紧张。掌柜房东制定实施一整套严厉而苛刻的管理方法。

　　民国时期，延吉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发展成为周围几个县的政治、经济、交通中心，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全市人口已达15640人，市场经济繁荣，手工业发展至30多个行业300余户工场。其中油坊19户，磨坊45户，粉坊4户，烧锅4户，铁匠炉20余户，制革业17户，砖瓦陶器10户（每次出窑可产青砖、二青砖、花砖、红砖3万多块），成衣铺、药铺、各种修理业几十户，延吉工业年平均产值达150万元。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通过株式会社、洋行、公司等经济实体，进行经济侵略和渗透，本地手工业工场受到严重冲击，纷纷倒闭。仅面粉加工业就因日本“天高”、“双人美”面粉的倾入，40多家磨坊停产。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政府实行有利于发展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的政策措施，如调整税收、发放贷款、在原材料分配方面给予一定优惠；对生产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企业，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加工订货等工作，推动制造、小农具、薄铁、碾米、豆腐、酱菜、服装、编织、木器、陶瓷等16行业300余户工商户迅速恢复生产。至建国初，延吉个体工商户340户，占全市工商业的84.7%。

　　工商业  清朝末年，数千靖边军驻扎在局子街，珲春招垦局亦在延吉设立分局，加之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局子街人口日增。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为互通有无，自然形成了钱物交换的场所。当时的集市贸易主要有柴草、炕席、山货、蔬菜、瓜果、禽蛋及少量的粮食等。最早形成的集市有局子街西段的上市场（原西市场址）和局子街下市场（现朝阳小学址）。当时集市尚无任何设施，多摆地摊。后渐渐形成了固定的集日，上市场开市日定为阴历一、六日。下市场开市日定为四、九日。逢集日，除本地商人外，亦有外来数百人在街两侧地段设露天店行商。交易物品有谷类、蔬菜、鱼类、衣服等，光顾集市少则2-3百人，多则7-8百人。

　　至19世纪80年代末，在招垦分局周围逐步形成诸多商业网点，街内人口达4千余人，外加吉强军2千人马驻扎。当时有各类商户百余户，均为私营，市景颇为繁盛。宣统元年（1909年），日本胁迫清政府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亦称《间岛条约》）。根据这一不平等条约，龙井村、局子街、百草沟、头道沟被辟为商埠地，大量日本人涌入商埠地居住、经商，使商业有了较快发展。由于延吉地区地理气候条件宜人，人口有增无减，商贾云集，颇有周边地方之中心的雏形。1912年至1931年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商业有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随着天图铁路的开通，局子街、珲春和龙井村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加。

　　日本帝国主义在延边实行殖民经济统治政策，大肆掠夺粮食、木材、钢材、及各种资源，并建有洋行、株式会社，控制了金融、交通、通讯、海关及工矿业，日货亦充斥市场。九一八事变前，延边的民族工商业有了一定起色，延吉、龙井以及其它大小城镇出现了民族资本创办的粮米加工厂、铁工厂、木器厂、印刷厂和织袜厂以及店铺、旅店、饭店等经济实体。九一八事变后，日商大批涌入，垄断资本，独霸市场。日伪先后对鸦片、石油、食盐、火柴、面粉实行专卖，在延吉地区种植罂粟并销售鸦片，攫取暴利，毒害人民。1935年，由日本人在局子街开设的洋行、商会、饭店、旅店等共有28户。当地人开办股份或独资经营的商户有139户。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本侵略者为搜刮民脂民膏以满足备战需求，实行“满洲国生活必需品配给制”，尤其严禁民间搞粮食交易，因而此间集市交易的品种多限于柴草、蔬菜、谷秸、炕席等。而粮食即便是亲戚之间互相送往，一旦被经济警察发现，亦予严厉追究，轻则挨罚，重则打成经济犯。此间，由街公所和商会管理集市，主要督查《满洲国生活必需品配给统制法》情况，控制市场物品品种，调解、仲裁工商事务。这一时期，由于日本大商号的垄断、排挤和兼并，民族工商业原料欠缺，销路不畅，经营每况愈下。1941年后，日伪“统制”不断强化，国人经营的商号纷纷转业或倒闭，中国店铺所剩无几。

　　抗战胜利后，人民政府没收了日本商人在延吉的全部财产。这期间，社会秩序还是比较混乱，物价飞涨，多数私营商户只经营东北沦陷时期积存的商品。为活跃商品流通，人民政府对私营商业采取保护和扶持措施，使私营商业得到迅速恢复发展。1949年，延吉私营商户达2000户。

　　教育  延吉素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由民间到官府，都崇文重教。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在中国内地新学堂教育和朝鲜半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由局子街各界进步人士筹款，将俄兵撤退后留下的31间营房（位于现延吉北山）改建为校舍，设立学务书院，分普通班和蒙养班，开启了延吉地区的教育历史。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朝鲜王朝末期大臣、反日复国活动家李相卨在龙井创办瑞甸书塾，向当地朝鲜族子弟讲授越南兴亡史、《李舜臣传》等，并把日本作为假想的敌人，进行军事教育。至当年10月，有80多人在瑞甸书塾受过教育，其影响面波及朝鲜会宁、钟城、稳城等地。第二年9月，瑞甸书塾被朝鲜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关闭，转移到明东村，改名为明东学校。[附4号明东学校照片]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朝鲜族垦民吴相根、李炳徽等人在延吉卧龙洞（今延吉小营镇民兴3队）创办昌东义塾。第二年，朝鲜族垦民具自允、金河锡、李东勋、金笠等人在小营子创办光成义塾。

　　1909年（宣统元年）5月，延吉厅同知陶彬鉴于延吉居民“中岁以上即目不识丁，而就学之年迫于生计，文化程度十分低下”，于宣统二年（1910年）4月在府署南成立一所简易识字学塾，收学生25人。课程设置国文及算术，塾师许文能。宣统三年(1911年)3月，在局子街设立简易识字学店一所，收学生16人，塾师陈凤浩。

　　后来，清政府实行对垦民教育“一视同仁”的政策，激发了垦民兴办教育的积极性，延吉县垦民模范学堂、私立普兴学堂、私立龙兴学堂、私立吉新学堂等垦民学堂及公园阅报处应运而生。

　　1912年，局子街有官立小学堂3所、初级实业学堂2所、私立小学堂5所、半日学堂1所、简易识字学塾2所、讲习所和传习所各1所。学生总计272名，教员31名。

　　至20世纪20年代初，延吉私塾增至10余所，规模扩大，其课程设置与国民学校相同，并另加《圣经》、英文两科。1924年，延吉道尹公署鉴于私塾与国民教育相抵牾，逐步取缔私塾。延吉沦陷后，私塾复兴。1934年4月，朝鲜族垦民崔时春在白石沟创办白石沟私塾。山东会馆创办一所私塾。一些在小学就读的学生为提高作文能力和古文阅读能力，夜晚和假期也到私塾学习。1937年，伪满洲国民生部颁布“新学制”以后，取消私塾。

　　医疗卫生  1880年（光绪六年），山东小有名气的中医周道耕由于灾荒，从山东来到南岗，成为南岗第一位行医者。至光绪末年，陆续有数名中医迁入局子街，开药铺、诊所。其中，较有名气的有同仁堂、永和堂。由于从医者不需公认资格，行医售药无人管理，患者病情加重的现象屡见不鲜。

　　1880年（光绪六年），吉林靖边军有军医一人，专为驻军治病。这是西医首次传入延吉地区。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驻延吉的边务督办陈昭常鉴于延吉缺医少药的现状，请示朝廷，由清政府拨款2千两黄金，第二年创设延吉第一所西医院边务医院。院长李绍良，天津医学堂毕业，医院有12名工作人员，14张病床。1910年（宣统二年），延吉商埠局接管边务医院，院名改为延吉商埠官医院，院长赵显扬。

　　1884年（光绪十年），朝鲜垦民把民间东医传入南岗，并带入《东医宝鉴》、《东医寿世保元》、《医方活套》等东医经典著作。清末，延吉官立边务医院有3名看护员。民国时期医院也有少数护理人员，注射、处置等多由医生操作。道立局子街医院、间岛省局子街医院曾设看护员数十人。

　　交通  清代，延边地区境内，只有少数几条驿道，在敦化额穆镇有西路驿站总站。19世纪80年代以后，清政府为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防止沙俄东侵，保卫东南边陲，遂逐年征集民夫，拓筑了盛京经吉林、敦化、南岗至宁古塔和南岗至珲春的两条道路，时称官道。1875年（光绪元年），吉林将军吴大澂调集民夫，修筑了由珲春大坎子驿站经南岗西北部依兰、南岗、朝阳川、老头沟、明月沟，进入敦化境内，长达150公里的官道，通往吉林、长春。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2月，吉林巡抚陈昭常与陆军督办吴禄贞从长春招募一个营工程兵，修筑了一条由吉林经敦化、延吉至六道沟的官道。当时，延吉境内人烟稀少，除几条官道，几乎没有乡道。后来，随着封禁政策废除，人口日渐增加，以后逐渐形成了数条自然乡道。

　　宣统元年（1909年），延吉境内有三条大车道，一条是南岗经帽儿山至六道沟；另一条是南岗经六道沟、三合镇，通往朝鲜会宁郡；再一条是南岗经六道沟村东南行，再从今龙井市德新乡通往朝鲜稳城郡。至民国初期，延吉境内有两条长途大车道。其一吉林街道，是局子街至吉林间375公里长的官道，为吉林至延吉间的交通要道，人行车马、客货往来极为繁荣。后因小道险峻，森林阻隔，遇到雨期道路泥泞不堪，加上土匪比较猖獗，此道则逐渐废弃。其二宁古塔街道，是延吉至宁安通往海林的主要道路。从吉林来局子街的官吏绅商多走此路，后因汪清县一带匪贼横行，行人逐渐稀少。局子街通往其它县的重要道路还有：局子街至百草沟、局子街至天宝山、局子街至六道沟、局子街至八道沟、局子街至珲春再至海参崴、局子街至六道沟至朝鲜上三峰，但这些公路质量比较差，行车比较困难，遇雨雪天气经常道路受阻。

　　早期的交通工具有马车、牛车、爬犁、驮马等。长途运输以马车为主，大型马车可载重4000斤以上，中型马车可载重3000斤以上，小型马车可载重3000斤以下，日行约百里。短途货运以牛车为主，冬季则使用爬犁。客运工具有马车、人力轿、畜拉轿车。轿有2人抬、4人抬、8人抬等，多为富人、官商所享用。

　　1933年4月，日本侵略者拨经费20万日元，第一次在延边境内修筑公路，修国道一条、省道一条、地方公路两条。由于延吉是抗日游击区，为便于袭击抗日居民，日伪当局还修建“警备道”20余条。

　　1935年，伪国道局按“军事、治安、经济”的顺序修建主要干线公路，延吉的几条干线公路也在其中。国道和省道路基加固并拓宽至三丈六尺，改建成全长390公里的简易公路，但当时修路标准比较低，一般没有高标准的加工硬化路面，导致通常是晴通雨阻。

　　东北沦陷时期延吉境内的主要公路有：延敦路（延吉至敦化），全长150公里；延龙路（延吉至龙井），全长20公里；延图公路（延吉至图们），全长55公里；延珲公路（延吉至珲春），全长150公里；延八公路（延吉至八道），全长28公里；延汪路（延吉至百草沟），全长60公里。延吉至汪清路段由于常年失修，加上战乱破坏，一些路段只能通行畜力车和人力车。

　　邮政  光绪七年（1881年），延吉地区设若干驿站传递文件，开始有了邮驿通信。后于光绪三十一年三月（1905年），由于边务和开发延边所需，将吉林、宁古塔、珲春驿路改为吉林、额穆、延吉、珲春驿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设局子街报房，开办延吉至珲春间的电报业务。第二年，成立局子街邮政局，开始办理收寄一般函件等业务，隶属吉林邮政管理局。宣统二年（1910年），设立官办局子街文报局。同年，局子街“间岛日本领事馆”内设朝鲜会宁第二邮便分室，隶属龙井村间岛邮政局。1914年，除办理官府公文、投递印刷品外，还开办了民间平信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