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近代延吉的开发

　　延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早在周武王时期称此地为“肃慎”，明确记载着是周朝的北土。直到后来的沃沮、挹娄、勿吉、高句丽、（革末革偈）、渤海、女真、蒙古等，延边地区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活动的地方，而这些少数民族也一直是在历代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领导和管辖之下。像高句丽、渤海、辽、金、元、清等，也都是我国少数民族的地方割据政权或统一的全国政权，他们的历史也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至1985年末，延吉这里已经发现古迹35处，古城址（墩台、长城）11处、古墓（群）11处、古建筑2处、古化石出土地2处，这些都为研究延吉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延吉市位于吉林省东部、长白山脉北麓，地理坐标东经  129°1′31″-129°41′34″，北纬42°47′29″-43′24′36″，近代以来是我国朝鲜族主要聚居地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全州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旅游中心。东邻图们市与珲春市，南连龙井市与和龙市，西与安图县接壤，北接敦化市与汪清县，距吉林省省会长春市477公里。延吉市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在东北亚经济圈中，地处中、俄、日、蒙、朝、韩6国中心地带，东直线距中俄边境仅60公里，直线距日本海80公里，南直线距中朝边境10.8公里，是同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朝鲜清津一起并列为联合国倡导的图们江区域国际联合作开发的图们江流域大三角3个支点城市之一。延吉以工业、商贸、朝鲜族民俗文化和旅游为主，周边有11个对外开放口岸，陆、海（借港）、空交通便捷，是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前沿城市、延龙图一体化的核心城市、具有中国朝鲜民族特色的边疆旅游开放中心城市，广受国内外瞩目。

　　延吉旧称“南岗”、“烟集岗”、“局子街”，伪满时期称“间岛市”。现辖进学、北山、新兴、公园、河南、建工6个街道办事处，有70个社区居民委员会，下设居民小组3827个；辖朝阳川、依兰、三道湾、小营4个镇，有8个社区居民委员会、54个村委会、2个农场，下设161个居民小组、507个村民小组、238个自然屯。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市总户数196978户，总人口535941人（户籍人口），其中，朝鲜族304279人，占市总人口比例57.4%；汉族212525人，占市总人口比例40.1%；另外还有满族10652人，回族1645人，蒙古族719人，苗族38人，锡伯族64人，其他少数民族205人。延吉市总面积1748.3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40.66平方公里，郊区面积1707.64平方公里。

　　延吉是我国东北古代多民族聚居地之一，人民公园内设置的小墩台即为原始社会遗址。2016年发现恐龙和鳄鱼化石，2017年发现古代东夏国粮仓。据《汉书》记载，早在新石器时代，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等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延吉这块美丽富饶的黑土地上辛勤劳动、繁衍生息，已发掘的出土文物为这一记述提供了有力佐证。唐、辽、金、元、明、清历代均在延吉地区设有行政机构。

　　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东北的大部分满族部落也随军入关，使东北地区人烟稀少，空旷荒凉。顺治年间，在关内沿袭明朝行省建制，又在明代辽东边墙的基础上，“修浚边壕，沿壕植柳”，建立柳条边。视东北地区为“满族人发祥地”，设置盛京（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辖区，实行八旗将军制（注 ）以限制平民出入。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政府借长白山一带为“先祖龙兴之地”之名，“且将盛京以东，伊通州以南，图们江以北悉行封禁”，无论何人，包括满族人在内，不许私垦、挖参、采珠、伐木和狩猎，以保护“龙脉”。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为“严肃边境，巡视国界”，指令乌喇总官穆克登攀登长白山，查看中朝边界界河鸭绿江、图们江江源地段，同时知会朝鲜政府。同时，为防止中、朝两国之民犯禁越江耕地定居，在边境线上设堡、哨、卡，建立统巡制，春秋两季巡视边境，发现犯禁潜耕者，无条件毁田平舍，驱逐出境或就地正法。这一时期，朝鲜政府也开始积极派兵经略北方，陈兵边境，严禁国民出境，对“犯逃者”以“越江罪”格杀勿论。至此，位于长白山区的延边地区变成了清政府封禁的重点地区。到了乾隆、嘉庆时期，清政府全面封禁东北，采取了严禁关内流民出关出口、将流民驱逐出东北等措施。由于长期封禁，南岗（延吉）地区草木繁茂，成为百兽出没、人迹罕至的荒原。

　　然而，18世纪中叶开始，我国关内山东、河北一带以汉族为主的各族贫困农民，不顾清政府的禁令，冲破种种障碍，迁入到敦化、安图一带，他们躲避官府，淘金捕蚪，采参狩猎。穷苦的朝鲜农民也不顾一切陆续迁徙图们江一带，烧荒垦地。尽管清政府和朝鲜统治者封疆锁国，严密封禁长白山地区，但我国汉族及其他民族和朝鲜的贫苦农民“冒禁潜入”、“越犯”的现象屡屡发生，开垦种田从未间断过。最初，朝鲜北部穷苦农民多是“朝耕暮归”、“春耕秋归”、“令紧暂退”、“令弛又回”，开垦南岗这块处女地，一时间，南岗一带终日烟气冈冈。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垦民们摆脱了苛捐杂税的重负，看到了播种的希望。但后来其犯越形式和规模也比前一时期有了显著的变化，犯越范围遍及图们江和鸭绿江岸整个地区，犯越形式也从简单的采参、狩猎变成定居。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从而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使中国由独立国家逐步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由封建社会逐步变为半封建社会。吉林和整个东北地区也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早已觊觎中国东北地区的沙皇俄国迫不及待地敲开了中国的北大门。此时，清王朝政治软弱，人民受涂炭，内外交困，无暇顾及东北封禁事宜，进入所谓松弛阶段，越江私垦者显著增加。这一时期来自关内的汉族流民和来自朝鲜的流民，逐步成为鸭绿江、图们江以北地区农业生产的主力，封禁政策有名无实，于是清政府先后采取各种对应措施。1857年，清政府正式颁布《盛京东边间旷地开垦条例》。另一方面，《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沙俄又侵占我国东北的大片领土，东部边疆不断遭到沙俄的蚕食，东疆告急。当时东三省虽然沃野千里，但是由于地广人稀，边防不固，兵员不足。面对东北边疆内政、外交上的全面危机，清政府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呼吁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加强边防，广开财源，力保国土。1859年（咸丰九年）9月，吉林将军景淳、黑龙江将军特普钦联合上奏，称绥芬河、乌苏里等处山场，地广山深，伐木、打牲、采参、捕鱼，均可获利，若厚集人力，渐壮声威，俄国人当不俟驱逐而自退。经东北地方将军多次奏请，咸丰皇帝考虑再三，勉强允诺。由此，东北局部地区开始弛禁放垦。

　　到1860年，朝鲜北部地区特大水灾连连不断、疫疠蔓延，民不聊生。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大批朝鲜饥民为了寻找生路，扶老携幼，冒着被官府驱赶、捉拿的危险，冲破各种障碍，纷纷迁入我国东北，加剧了朝鲜北部贫苦人民越境的浪潮。随着垦民的陆续流入，拓荒开垦，开发大片沃土，发展了农业经济，延吉地区进入了开发新家园的历史时期。

　　因为当时清政府的封禁政策并不能阻止朝鲜垦民和我国关内饥民冒禁潜入，所以地方官吏对此也无可奈何，于是不得不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大约在同治八年、九年（1869年-1870年）时，有30余户满族人从汪清县北部和哈尔巴岭移居南岗即现在的延吉。当时从朝鲜咸镜北道会宁、钟城、茂山等地亦有灾民冒禁入境来开荒定居。

　　这一时期，延吉地区开垦的土地主要有旱田，种植大麦，小麦、高粱、玉米、谷子和豆类。虽然当时农民住的是极为简陋的茅草屋，农具十分简陋，用的是木犁，没有牲畜便靠人力，但开垦出来的土地肥沃，产量较高，五谷丰登。延吉地区宜农、宜居的消息迅速在朝鲜各地传开，加快了朝鲜人迁入的步伐，推进了延边地区开发的历史进程。

　　最初迁徙到延边的朝鲜族人民凭借“祖传的农业方式”，大胆打破延吉地区“土性、气候之寒”、种植水稻“难期收获”的陈旧观念，引布尔哈通河、朝阳河、九水河灌溉并泡水田；同时不畏严寒，刨草甸，挖水渠，修池埂，长时间赤足在水田中耕作；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在延边地区试种水稻成功，揭开了延边地区开发水田农业的序幕；并把种植水稻技术传授给汉族等兄弟民族，大力发展灌溉业和水稻农业，为延边地区的水稻农业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于是清政府必须废除封禁政策，全面开禁延边，逐渐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为也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东北边疆危机。因此，许多朝鲜和中国的有识之士、东北三省地方官员、爱国知识分子纷纷为开禁东北献计献策。特普钦提出四条：一是充实边陲，以防俄人；二是安插流民，以杜私垦；三是招垦征租，以裕俸饷；四是封禁参珠，不如放垦之有益民生。这样才能缓和日益尖锐的国内外矛盾，因此全面开放东北荒地，并采取移民实边政策，由局部弛禁开始向全面开放，遂成为必然趋势。                                

　　在倡导移民实边的思想潮流中，曾踏查过西伯利亚的著名学者曹廷杰、曾负责中俄东部边界珲春勘界的爱国官员吴大澂、在抗俄斗争中以身殉国的爱国将领寿山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881年（光绪七年），他们根据《盛京东边间旷地开垦条例》，向清政府报告图们江以北的开垦情况，呼吁清政府解除东北的封禁，在吉林东部边疆地带实行“移民实边”政策，招民垦种荒地，发展农业，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增加边防实力。随后清政府将原来珲春协领升级为副都统，正式废除对图们江以北地区的封禁，全面开放延边地区。同年，清政府在珲春设立招垦总局，又在南岗、东五道沟、黑顶子等地设立招垦分局，处理图们江以北的垦荒事宜。吴大澂还派人去关内招募农民前来垦荒种地，设在珲春的副都统衙门具体负责延边地区的事务。至此，移民实边政策在延边地区正式付诸实施，延吉进入全面开发时期。

　　根据光绪六年（1880年）制定的《放荒三种方法》，给开垦者适当免税或垦地，生产的粮食归垦民所有，这一政策吸引了外地垦民。不久，清政府裁撤南岗县丞，南岗归珲春招垦总局管辖。当时，南岗杨口城（现溪洞火车站西部）附近有一户人家，最早冒禁进入今延吉市境内垦荒并定居。此后，逐渐有数户朝鲜移民、满族人迁入今延边光荣院附近，约30户满族人、朝鲜人在现今小营、朝阳、进学等区域定居。清政府为管理移民，派官兵在今溪洞火车站附近安营扎寨，形成有围墙、有规模的兵营。因此，百姓习惯称这一带为“小营子”，小营子成为垦民最初进入延吉地区停留和居住的主要地方之一。

　　光绪九年（1883年），清政府同朝鲜签订了《吉林朝鲜商民贸易地方章程》，并在和龙峪（今龙井智新乡）、光霁峪（今龙井光开乡光昭村）和西步江（今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等三处设立了通商局卡，专门对朝鲜进行贸易。翌年，清政府采取“领照纳税”的政策，准予图们江北越垦的朝鲜垦民并入户籍，在原地耕种，归珲春副都统统辖；南岗设县丞一员，归敦化管辖。

　　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政府把现在的延吉地区指定为移民特垦区，并在烟集岗设立了专管越垦朝鲜人事务的越垦局，为朝鲜族集聚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后来延吉周边地区逐步形成了朝鲜族村落，延吉便成了我国朝鲜族主要聚居地之一。此后，延吉垦民日增，人烟日稠，逐渐变成小镇，延吉地区便成了中国境内朝鲜人的主要聚居区。后来，市区规模逐渐往西方向扩展至今延吉北山、进学、朝阳，为珲春副都统统辖的“六社”中的志仁社一带。其疆域东至春华社、西至勇智社、北至春融社，东西长90里，南北宽70里。

　　1886年（光绪十二年），满族旗民开始增多，仅延吉一带满族旗民人口就有12616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清政府在图们江北岸设立了四堡三十九社，设置了管理垦民的行政机构，有效地管理垦民，并从山东诸城、日照、历城、昌邑、掖县等地招徕汉族农民，延吉人口开始逐年增加。

　　光绪十七年（1891年），珲春招垦总局移驻南岗（后称局子街）。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入侵珲春后，设立俄国驻局子街领事馆，推行侵略政策，粗暴侵犯中国主权。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随着人口日增，清政府在局子街设延吉厅，隶属珲春副都统。延吉以优越的交通和地理位置及其它优势条件，逐渐成为周边一带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0月，清政府在局子街设立延吉厅（注 ），隶属珲春副都统，设抚民同知一员，专理民政，延吉地区开始有了管民事的官衙。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延吉勇智社大教洞14名朝鲜垦民合力挖出2400米长的水渠，浇灌7町步（注 ）稻田，开始大面积种植水稻，这是延吉地区最早的水利灌溉工程。同年，朝鲜有识之士在龙井创办“瑞典书塾”，开创了中国朝鲜族近代教育的先河。[附瑞典书塾1号照片]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7月，清政府为阻止日本入侵延边，在局子街设立吉林边务督办公署（即延吉边务督办公署），任命陈昭常为督办，吴禄贞（注 ）为帮办。[附延边道尹楼2号照片和3号吴禄贞照片]
1908年春，朝鲜人先后在延吉的卧龙洞、小营子、明东村等地建立私立学校。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裁撤珲春副都统，设吉林东南路兵备道台公署，移驻局子街，隶属吉林巡抚，局子街取代珲春成为延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1月，清政府为了加强管理，将延吉厅升为延吉府，陶彬任知府。延吉府设立后，直至清末民初，这一区域经常被称作延珲诸边、延珲地方、延吉地方、延吉地区。

　　同年，清政府颁布中国第一部国际法——《大清国籍条例》，规定“寄居中国持续至十年以上者”即可入籍。中国境内的朝鲜人不仅享有有限的土地所有权，而且被中国当局编入新的行政社区，成为“编制内”的居民，其实际地位与当地其他民族居民相差无几。

　　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实施残暴的殖民统治，朝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最基本的人身安全、尊严上都受到无情剥夺和残酷压迫，使朝鲜人移居中国的人数激增。除了朝鲜破产农民为了谋生而迁入东北地区之外，大批朝鲜义兵、启蒙运动和反日志士以及不愿当亡国奴的群众都陆续流入中国东北地区。截至三•一三运动爆发的1919年，有7万多人亡命或移居中国东北地区。

　　1911年3月，延吉府创立初等工业预科学校，学制三年，主要学习土木等实业科目。5月，俄国在局子街设立领事馆。

　　1912年，为纪念吴禄贞治理边疆、对抗日本侵略者的功绩，延吉各界民众在延吉边务督办公署院外西南榆树旁立“吴都护禄贞去思碑”。

　　1913年2月，延吉府改为延吉县，归吉林省延吉道尹公署管辖，划分为6个乡、5个街、1个镇、50个屯，官署仍设在局子街，延吉知府改称延吉县知事；设立东南路观察使公署，后改为延吉道尹公署。在局子街还相继设立边务督办公署、官运局、禁烟局等，导致局子街上的“局”越来越多，原本表示“官衙所在地”之意的“局子街”逐渐成了指代南岗、烟集岗的地名。3月，吉林陆军第二团机枪营80余士兵发生兵变，26家商店被抢。4月，300多名日本兵保护日商名义进驻延吉。

　　1929年，裁撤延吉道尹公署，设延吉交涉署。是年3月，裁撤延吉交涉署，设市政筹备处。九一八事变前夕，延吉市内有延吉市政筹备处、延吉县政府、公安局、检察厅、法院、监狱、商埠局、税务局、盐务局、陆军独立师第27旅司令部、延吉警备司令部、保安团及实业会、商务会、农务会、师范学校、职业学校、中学、高级小学、女子学校以及图书馆、医院等。当时，延吉的工商业在延边名列第一，主要工业有薄铁板加工、榨油、面粉、粉条、白酒、毛皮、木材等加工制造业。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延吉县政府改称为延吉县公署，归吉林省延边督察专员公署办事处管辖。1934年12月，伪满洲国在延吉设“间岛省”，延吉成为伪间岛省省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18日，延吉解放，驻延苏联红军警备司令部为维护社会秩序，组建间岛省临时政府和间岛市临时政府。由于当时属于是非常时期的过渡性政府机构，不是新生的政权，因此，3个月后即被撤销。11月，中共延边地委建立中共延吉市临时委员会，隶属延吉县委，并建立延吉街公所，受延吉县政府领导。    

　　1946年1月，延吉街公所改为延吉市公所。第二年5月，延吉市公所改为延吉市政府。延吉市政府成立后，相继建立一些职能部门，配备一些干部，特别是把经过土地改革运动锻炼的干部充实到市政府各个部门。在土改运动中，清洗了留恋旧政权、坚持反动立场的人员，使人民政权真正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